最珍贵的第四种(乔叶)

　　今年8月20日，开国元勋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在网上发表了一封道歉信。47年前，他作为北京八中“造反派”学生领袖、革委会主任，组织批斗了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造成许多人身心受伤，现在，半个世纪即将过去，他向那些曾经被自己行为伤害过的老师和同学们表达忏悔之情。他说：“我希望能代表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老三届校友向他们郑重道歉。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

　　对他的道歉，媒体说：“他的举动，受到来自各界的惊呼和热议……这是自刘伯勤刊登广告向‘文革’中受自己伤害的师生道歉后，河北宋继超、安徽张红兵、湖南温庆福、山东卢嘉善、福建雷英郎等‘过来人’以不同形式反省并向受害者道歉之后的又一例忏悔事件。”连续6个人名，似乎例子很多。但我们都知道，这貌似的多是因为实际太少，正因为少得可怜，所以只要出现一个就会万众瞩目。主动道歉、忏悔和反思的人，在中国始终都是异数。正如陈小鲁所言：“对待自己的错误，无非就是几种，一个是否认，一个是忘掉，一个是推脱，还有一个，是反思。”我们的国人最常用的是前3种。

　　《认罪书》中几乎处处都可见前3种，却也有最珍贵的第4种。也正因了对第4种的执念，所以我写下了《认罪书》。论到初衷，《认罪书》的本质其实也就是第4种，因此它和道歉有关，和忏悔有关，和反思有关，也因为道歉、忏悔和反思的人是如此之少，所以更和追究有关，和认罪有关。所以当有媒体问我：《认罪书》题记说要“认知，认证，认定，认领，认罚这些罪”，这“罪”在何处，如何救赎？我回答道：我最想让小说里的人和小说外的人认的“罪”，也许就是他们面对自己身上的罪时所表现出来的否认、忘掉和推脱。如何救赎？只有一条路径：诚实地面对自我，清洗自我。

　　创作这部小说的第一动力自然是因为我对“文革”产生了兴趣。而我之所以对“文革”产生了兴趣，追根求源，也许是因为我对我们的当下生活更感兴趣，对我们当下的很多人性问题和社会问题更感兴趣，由此上溯，找到了“文革”这一支比较近的历史源头。曾有朋友问过我：你写“文革”到底是动了哪根筋？我说不是我动了哪根筋，而是那根筋原本就一直在动，在我的身体和心里动着，而且已经动了很久，只是近几年我才发现了它的动，等到它动得我再也不能忍受的时候，我就开始动手写了。

　　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里面的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认识历史，解说历史，甚至是修改历史，也就是说，几乎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私人角度来叙述的，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体温。我就想，是否该让一个最接近于零度叙述的角色出现，从而和那些私人色彩很强的角色形成一个互文离间的效果？想来想去，我选定了“编者注”的形式，来象征最冷漠的、最没有温度的、最没有感情色彩的官方话语，与那些浓重的民间话语形成对照关系。这么结构还有一点儿用心：因为通篇以“我”叙述过于流畅和单调，所以想用这种方式打断这种流畅感，给读者造成一定的障碍，让他们的阅读慢下来。这种手法我在《拆楼记》的图书版里用过一次，因为最后的清样没有看，被编辑自作主张删掉了许多，让我很痛心，也很不甘，所以这次便酣畅地、尽兴地又使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