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下的歌者(周振华)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初，由中宣部、共青团中央、文化部三部门联合召开的为期一个月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召开。与会代表一千三百余人，其中北京团四十名，郊区二十名。那次会议由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作主题工作报告，大会的主题和宗旨就是文学创作怎么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在大会精神的鼓舞下，北京涌现出一批热血文学青年，他们眷恋家乡、热爱故土、心系人民、怀揣理想、痴迷文学，创作出不胜枚举的可圈可点的好作品，这之中有小说、散文、诗歌，可谓带有典型地域特色，特别是京郊印记的时代佳作。昌平作家施汇泉就是北京郊区的代表，当时他二十一岁。

　　自那次会议后，施汇泉的创作热情日益高涨，那一年他先后在《北京文艺》(《北京文学》的前身)、《北京晚报》发表了一批积极向上的时代主旋律作品，歌颂工农兵。至今施汇泉仍笔耕不辍，坚持创作。今年春天，他拿着一本散文集《阳光下行走》的样书来到我的办公室，又深情地谈起了那次让他终生受益的会议，并一定要我给他的书作序并题写书名。言语之坚定，情感之真切，让我难以推辞。作为昌平业余作者群体中的一员，出书是一件好事，正如书画家办书画展，歌唱家举办音乐会一样。我也有责任为他们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好成绩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与支持。

　　汇泉是我的同乡，长我十几岁，相识多年，是土生土长的昌平人，交往颇深，并常在一起谈论文学方面的问题。退休后的短短十年中，汇泉出了两部中短篇小说集和一部长篇，忙里偷闲，还为身边的文友主编了一部纯文学创作的合集，做了不少有益于文学的事情。这次他说《阳光下行走》是他的收山之作，以后打算搞一些文化创意与策划方面的事情。他的话似乎有些调侃。因为我知道，凡是搞文学的人，乐此不疲的动力，来自死心塌地的兴趣和爱好，轮子一旦转起来，停下来很难，何况汇泉又是个思想活跃有很多想法的人。

　　就文学创作而言，汇泉起步较早，是我的榜样。在他的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一晃已近半个世纪，笔耕不辍的汇泉，结集和没有结集的，也有近二百万字，应该说，还是有不小的收获的。每当谈起以往，他总觉得辜负大好时光的恩赐，没有满意的东西，没有惊世之作，很愧疚，因为他总是用最高标准来衡量。他感伤自己先天不足，他一向认为后天的努力固然重要，但天分和天才至少要占三分之一。虽是见仁见智之说，但他没有灰心、没有丧气。尤其是近二十年，被人们冷漠的文学园地，汇泉仍一如既往坐他的“冷板凳”，持之以恒地坚守。他认为文学创作是人生的一种选择和修炼，是生命流程的一种检阅和回望，也是对社会过往的留痕与记录，为后人留下可供参考的信息，何乐而不为呢！他总说，他写得很慢，写得很笨，像只乌龟蹒跚挪步，像只蜗牛蠢蠢爬行，其实，他做得已经非常好了。他拒绝电脑，喜欢在纸上放飞灵感。他说慢有慢的好处，少了飞奔，能够多接一些地气，少了狂野，能够静下心来缜密思考。

　　汇泉的做人和作文都很低调，与他写作的慢节奏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吹嘘、不张扬、不标榜，显然与当下自我推销已成时尚隔了膜，使自己的知名度打了折扣。他很淡定，他曾在一部书的后记中说，他没有奢望，(作品)能为读者劳作一天放松身心，消解愁闷，给生活添加些调味品，也就乐在其中了。

　　汇泉的人生阅历简单明了。中学毕业后，在昌平西部山区当了十三年农民，一九七五年去北京师范大学进修两年，然后进机关成为一名国家干部，直至退休。对于一个严肃的文学创作者，很看重可遇不可求的历史过往，他有幸经历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经历了“文革”和粉碎“四人帮”的全过程。这一切的是是非非，使他的眼睛更加明亮，辨别真伪更加聪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纪元，他的激情与活力迸发出来，凝聚成滚烫的文字，他陆续写出了歌颂党歌颂祖国的《党旗下的畅想》、《山沟沟托起火红的太阳》；写出了基层支部书记带领广大村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这个地儿、这个人》；写出了美景如画的大好河山《往北再往北，追寻猕猴桃谷》、《寻芳踏奇东水峪》；写出了对家乡的浓浓乡情《水芥菜》、《乡谣，远去的记忆》等一系列在国内叫好的篇什。进入二十一世纪，城乡一体化，实现美丽中国梦，成为他灵感放飞的浩瀚广宇，成为他笔尖上的辉煌与精彩。《阳光下行走》是他多年养精蓄锐的释放，也是内心情感的一次晾晒，翻开每一页都是阳光灿烂，研读每一行都是情真意笃。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中国梦，成为这部散文集的总基调，抒发了作者对党、对祖国的挚爱之情。可以说，在昌平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汇泉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阳光下的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