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天一鹤见精神(乔燕冰)

——“从《废都》到《带灯》——贾平凹创作回顾研讨会”印象

　　“平凹先生在西安，西安是边城，但是从文学的意义来说西安绝对不是边城，甚至是中心。八十年代以来到现在，西北作家，尤其是陕西作家，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拨又一拨的浪潮，直到现在仍然是高潮迭出，这里离不开贾平凹先生的突出贡献。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贾平凹先生是我们当代文学的带头人。 ”日前，在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与北师大文学院联合主办的2013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学周系列活动的北京师范大学首任驻校作家贾平凹入校仪式暨“从《废都》到《带灯》 ——贾平凹创作回顾研讨会”上，作为主持人的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主任、主席莫言对新来的“同事”贾平凹不吝赞扬之辞。回顾贾平凹几十年的创作，童庆炳、孙郁、白烨、孟繁华、阎晶明、梁鸿鹰、贺绍俊、陈福民、何向阳等众多学者展开深入讨论。

　　时代欠了平凹一个情

　　正如《废都》当年被禁后依然以盗版的形式禁而不止，从1993年《废都》面世的下半年遭禁到2009年解禁，直至如今的20年间，关于《废都》的话题从未间断，也似乎由此决定了贾平凹毁誉参半的作家命运。 《废都》的巨大争议像驱不尽的阴霾笼罩在贾平凹头上近20年。

　　“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有一次突然看到我们学校后门卖兰州拉面的小街上摆满了《废都》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商品在出售。那时候我们正在搞人文精神讨论，讨论的靶子是两个人：一个是张艺谋，另一个就是贾平凹。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张柠带着些许自嘲回忆起自己与贾平凹及其作品曾经的因缘，这也让众多与会学者忆起自己曾经在《废都》引发的批判浪潮以及最终酿成的文化事件中的批判角色。经历20年淘洗后有了新的立场的他们反思了当年的浅见。

　　1993年《废都》面世引起轩然大波之时， 《 〈废都〉废谁》 《 〈废都〉滋味》等犀利的批评文集曾直指靶心。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孟繁华坦言， 《 〈废都〉滋味》是当时正在北大的他和陈晓明等十余人在一个星期完成的。最初命名为《世纪末的文化马戏—— 〈废都〉批判》 。“当时我们主要是从道德化的角度去批判，因为那时我们的批判资源和理论资源非常有限，所以当时我们对《废都》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和意义的理解是非常简单化的。 ”孟繁华说。

　　孟繁华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充斥在文学界和文化市场里的大都是翻译的现实小品，大都是从台湾、香港等地引进来的电视剧《月朦胧鸟朦胧》《一帘幽梦》 《万水千山总是情》 ，金庸、古龙、梁羽生，琼瑶、三毛、席慕蓉等，大家几乎不太会说话了，这个时候《废都》出现了。“百年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有为民代言，为万事开太平的传统。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突然发现，知识分子这个价值受到了挑战，当经济生活成为我们社会生活核心定位已经确立以后，无法兑现为民代言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功能和价值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怀疑。 《废都》写出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心理波澜。 ”

　　“说到《废都》 ，我愿意承认，当年我们是搞错了。贾平凹在那个时代比所有人都敏感地意识到整个文明变异和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给文人、知识分子和中国的人文价值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他没有结论，但是他看到了问题。 ”这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陈福民的剖白。“平凹通过真实的表达、敏感的体验，把知识分子的颓败、没有出路和分裂，以及知识分子所持守的文人价值的紊乱呈现出来，但是客观地说，我们很多人没有这样一种解读能力。所以我觉得时代欠了平凹一个情。 ”陈福民说。

　　北师大文学院资深教授童庆炳则指出，应该抱着一种大历史观的精神看一部作品好坏，不是看今天发表了明天是不是有反响，后天是不是全中国都轰动，再过几天是不是得什么大奖了。“我一直认为，所有的东西都要沉淀，沉淀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若干年后，东西是好是坏才能见分晓。 ”

　　中国当代文学三十年的“百变狐狸”

　　以其厚重的作品绘制纷繁文学版图的贾平凹有“文坛鬼才”之誉。对于如此贾平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的观点是，不正宗的白话文、文章学观念以及士大夫传统，造就了贾平凹创作的独特性，并且由于贾平凹特殊的生命体验，以及他摄取传统文明的一种视角，使他的《废都》一直到《带灯》等每个文本都充满了复杂性。

　　孙郁认为，由于文本的非正宗性和我们的叙述语言多少年来被污染的距离感，所以贾平凹的文字背后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意绪。他的文字可以说是精、善、秀、雅，达到当代小说很高的一种境界。这是他的文章学。从明清以来文人士大夫的文章学在他身上表现得非常好，可是他又有自己特殊的东西，他警惕士大夫气，警惕文章写得滑溜，其实就是警惕我们语言已经形成的一种模式，实现了汉语无限可能性的表达，也使自己成为当代文学中独特的一个。

　　“我觉得平凹是我们中国当代文学三十年中的‘百变狐狸’ ，因为他涉足的领域、他的题材等都是机变百出的。 ”援用犹太观念史家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 - lin )著名的刺猬与狐狸论所言的“狐狸多机巧，刺猬仅一招” ，陈福民认为贾平凹正如“狐狸”般巧智多招。“所以平凹这个表面看起来很庄重、憨厚、讷于言词的人，他思想的感应器，他通过文学经验去捕捉这个时代微弱的脉搏的能力是极其强大并机变百出的。他其实一直在学习，一直在向时代学习，一直走在时代前面，跟着时代前进。 ”陈福民说。

　　首师大教授张志忠指出，多年来贾平凹的创作有很多变化、探索和超越。这其中似乎有从建构到解构，然后再建构，再进入下一轮解构和建构的过程。比如，如果说《废都》是一种解构，是时代转型期间文人和知识分子的一种心灵的崩溃、精神价值的消亡，很快到了《高老庄》时，看到了他对于知识分子对于文人的一种新追求、新气象，是进入一种寻找和建构的过程。或者，如果说《秦腔》带有解构的笔触，描写乡村的崩溃，到了《带灯》 ，要建立的是正能量、正价值，是一种建构。从写作的取法到语言的变化，从城市到乡村，再到城乡结合部，这种建构、解构和再建构的过程也是推动他文学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而在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梁鸿鹰看来，凡是杰出的小说都有百科全书式的展现，从中都可以读到很多知识，获得很多信息。贾平凹的小说中，能看到乡间的花草生长和季节的关系，看到那些动物，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书法、绘画、医药等，作者能够信手拈来这些东西并化成自己的艺术元素，产生持续的魅力。

　　为乡村帝国守墓，做古代帝都忠臣

　　“树一块碑子，并不是在修一座祠堂，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强大，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需要活得儒雅。我以清风街的故事为碑了，行将过去的棣花街，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 ”正如《秦腔》后记中写下的这段“碑文” ，贾平凹何尝不是一直在用他铿锵的文字为他一直执著守候的乡村树起一座座丰碑。

　　“平凹是一直生活在一个帝国里的作家，这个帝国叫乡村帝国。乡村精神是这个帝国的君主，平凹就是这个帝国的一位忠臣。 ”这是评论家贺绍俊眼中的贾平凹。贺绍俊认为，贾平凹的写作历程记录了整个乡村帝国逐渐走向衰亡的历史变化，也记录了这个帝国的一位忠臣的复杂心境。“到了他写《秦腔》的时候，他几乎处于最绝望的时刻， 《秦腔》就好像是要给乡村帝国写一首挽歌。而平凹在这部小说里给人的感觉是打算做一个守墓人。 ”

　　但是，贺绍俊认为，从《废都》到《带灯》体现了贾平凹的另外一个特点，即城市文化的影响。“他不是封闭在乡村帝国里，而是有城市文化的影响。他一直生活在一个特别的城市里，这个特别的城市是一座古代的帝都。作为一个忠臣，他不是随着帝国的衰亡而衰亡，而是在寻找文明新生的希望。 ”在贺绍俊看来，贾平凹身上这种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交织、纠结，也带来了作品的复杂性。虽然贾平凹很早就离开乡村进入城市，但他的内心始终留在乡村，所以他一直能够触摸到乡村精神的脉动。但是他又享受着城市文明，这就使他在通往城市的路上频频回头看乡村的温馨，城市的灰暗色调他很难接受。身心相异带来的是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碰撞和冲突，而这恰好是他作品的活力，也构成了他的多种叙述方式。

　　“贾平凹的创作是不跟潮流、不跟时髦的，他就这么写，他的语言是从土地的缝隙里蹦出来的农民的灵魂。 ”张柠认为，正因为贾平凹的写作扎根在土壤里，因此具有了一种压都压不住的生长性。城市文明和农耕文明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是，城市文明是从水泥石头里生长出来的，而农耕文明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泥土本身具有生长性，而水泥、石头却没有生长性，因此靠大量的治理、理性来支撑。“当我们离开泥土，带着现代文化的智性思考问题时，我们感觉到贾平凹的创作里有很多我们很难融进去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态浮躁了，或者支撑我们感受的是智性而非感性的东西，不是生命自身具有的生长性的东西。 ”张柠说。

　　陈福民则表示，真正在脑中扎根的东西往往是农业文明所形成的古典文化价值。“所以在今天我们承受了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农业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的裂痕，这种裂痕在平凹的全部写作中都有表征，他一直在努力试图处理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我相信不是他一个人能解决的，而是我们所有从事文学的人跟这个时代一起前进，一起感受痛苦。 ”

　　青天一鹤见精神

　　中国大陆文坛的“独行侠” ，这是许多外国研究者给予贾平凹的美誉。正如被称为奇书的《废都》那般另类，贾平凹踽踽独行的精神跋涉背后有何种坚持作为支撑？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认为，贾平凹的写作始终是我行我素，基本上不太迁就读者，不太迁就市场，完全根据自己的感受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是作家非常重要的品质。

　　借用清代著名批评家叶燮的“理事情”说和“才胆识力”说，童庆炳指出：“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是具有才、胆、识、力的，是当乎理、确乎事、酌乎情的伟大创作。贾平凹一生追求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精神境界，这种精神是隐含在他的字里行间的，是隐含在他的文字背后的一种灵魂，用他所喜欢的对联中的一句来说，就是‘青天一鹤见精神’的那种精神。 ”

　　读过贾平凹很多作品的童庆炳回忆，1991年夏，北京特别热，而他就像《废都》里面所写的种种人物一样，百无聊赖。于是找来一个席子，在书房的地上摊开，安枕而卧，津津有味地读了近一个月，把贾平凹的短篇、中篇、长篇等几乎所有作品都读了一遍。“我尤其欣赏的就是贾平凹写农村生活中那些似乎看起来是很琐屑的一些小事，但是里面能够透露出诗意的情感。我觉得这就是小说，这就是诗，这就是真正的文学，是伟大的文学，是文学的一种力量。 ”

　　与很多当时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不同，《废都》出版之时童庆炳对其便持肯定态度。“我觉得这个作品是带有历史感的，是前瞻性的，表达了对社会的一种回应。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可以说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们要批判极左的政治，清理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来的种种教条。但是到了1990年以后，我们面临的是另外一种环境，就是商业主义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庸俗的、低下的、低劣的、使我们文化堕落的东西。所以《废都》就折射出作家的一种精神，他要批判文化的堕落，要批判人的堕落，要批判这个商业主义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低劣的东西。 ”童庆炳坦言，虽然当时《废都》已经被禁，但他确信这部作品的地位，并为贾平凹敢于将其撰写出来的胆识而深感钦佩。

　　北师大文学院副院长、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则指出，贾平凹是一个精神体积特别巨大的作家。体量大不只是作品多，而是他的作品当中蕴含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和内涵，体量大是通过他巨大的作品家族和一块土地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他和这块土地互相确立了对方。“其实在文学中，我们回头看，现代以来中国的大作家，从鲁迅、沈从文到老舍这些能够立得住的作家无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构成了生气勃勃的家族、一个作品世界，通过建立自己的作品世界和这块土地之间的联系，使作品获得生命，这种生命会因为土地的无限生命力而获得一种动力，一种生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