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写陕北”的思考(武歆)

　　2010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延安爱情》；事隔3年，再次出版了关于陕北题材的长篇小说《陕北红事》。3年前，我为一家报纸写的创作谈是“我为什么抒写延安”，畅谈了写作《延安爱情》的感想；三年后，“我为什么再次抒写陕北”的题目，仿佛自由地呼吸一样，在这个安静的凌晨，那样如此自然地浮现出来，没有任何的磕绊。

　　是呀，我为什么要再次抒写陕北这片丰厚的土地？

　　2010年的秋季，就在我刚刚出版《延安爱情》之后4个月，作为中国作家协会首批“定点深入生活”的作家，我开始了在陕北十几个县、乡、村的采风漫游。如今回想起来，在那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处在激动、感动之中，眼前飞过的一只鸟，似乎都能在我心中激荡起创作的浪花；一阵风吹过，眼前众多的草木，忽然都变成了小说里的人物，正在向我娓娓讲述着他们的故事。

　　我的心中充满着创作的冲动，但我抑制着这种冲动，时刻提醒自己要冷静下来，要冷静地看待眼前这些“活蹦乱跳”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除了心中已经有了这部书的书名《陕北红事》之外，还没有找到更加准确的表现方式，或者说“叙述姿态”和“讲述腔调”。当然，这部书的大方向是明确的，那就是——“红色叙事陌生化”。我努力地想要使这种“陌生”全方位地呈现，比如叙事视角、叙述风格、叙事内容……但是，在创作的激动中，却是缺乏“飞来之笔”，缺乏进入“陌生化”的那条逼真的路径。就像许多写作者，在写作一部小说时，纠缠于那“第一句话”。只要找到了那“第一句话”的感觉，其实就找到了“讲话的腔调”。

　　就在这时，生活赐予了我灵感。让我找到了“再次抒写陕北”的除了内心感动之外的“技术感动”。

　　我认识了临时接送我的一位青年司机。第一次见面，在聊天中他就告诉我，他这个月埋了5个人。我不清楚“埋”的含义，他急切地解释，就是埋死人呀。随后我看到了他随身携带的书包里的东西，有罗盘、毛笔、墨盒、黄色宣纸，还有“驱鬼”的大铜铃。后来我看见他当场给人写“祛除病魔”的条幅，一手展开巴掌宽的黄色宣纸，另一只手握着小楷毛笔，笔走龙飞，字体优美漂亮。当时我非常诧异，觉得一个开车的司机，居然业余时间还搞这个“深奥”的名堂，当然也以为他不会有什么大文化。没想到他竟然是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以前还是一位医生。

　　扑面而来的这些真实的小事，极大地触动了我的创作神经。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有几个词汇奋不顾身地冲到我的眼前，并且闪亮地跳动着——民俗、传奇、口传、神话、奇幻……我翻身下床，激动得更是无法入眠，在屋子里踱步到黎明。那一刻，我决定将《陕北红事》的抒写，与这几个词汇紧密相连，打破过去人们对“红色叙事”的传统认知、定位以及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从而达到我写作“红色故事”的初衷，那就是“陌生化”，想找出有别于其它故事的不一样的东西来。

　　抒写发生在陕北的“红事”，非常具备“陌生化”的特质。因为在陕北这片历史积淀丰厚的土地上，在众多北方少数民族构建的游牧文化和汉民族的农耕文明相结合的基础上，曾经诞生了许多历史和生活的奇迹——当然也包括“红色奇迹”。如此，作家更应该打破常规，选择与之适合的讲述方式，来讲述陕北故事。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创作前的思考和布局，所以我在接下来的写作中，有了写作的方向，尽可能地发挥我采掘到的素材优长，让传奇、民俗、神话、口传等元素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让红色叙事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更加令人可信的“陌生”。

　　我再次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来抒写陕北，除了想要抒发在陕北深入生活期间的内心感受，想要表现红色历史时期生活在黄土地上的普通人的历史命运，想要表现普通革命者的人生理想和生命追求……之外，还在于想要让“红色叙事”在“叙述腔调”上发出不一样的声音，让阅读者感到不一样的真实的感人的“红色故事”。我知道这很难，但已经走出这一步，我会努力走好，将“再次抒写陕北”表现出更广阔的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