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白与明了：学术研究的表达方法(庄锡华)

　　五四运动推广白话，语文结合，鲁迅、胡适等人的学术性文章大多通俗易懂，显示出白话方便沟通的优越特性。如今学术队伍扩容，少数学人养成了操弄文字的不良习惯，文章晦涩难懂，不知所云。读者因此有理由向那些装腔作势、矫揉造作者发出“请说人话”的喊话，虽然听起来感觉尖刻，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我对此类学术文章也一样深怀不满，但秉性谦和，觉得即使是批评也还是要与人为善，尽可能避免过于刺激的言词，换一个温柔的说法或许更能敦促学术讨论中惯于故作艰深的人士对此予以必要的反思。那么换一个什么说法呢？我想是不是可以要求学者用简单的人话来表述其研究成果，这样说也许更能为当事人所接受。因为与简单的人话相对的只是复杂的人话，而有了这样的区分，就可以把那些被人指责不说人话的人纳入到人话的范围里来，解释说他们说的其实也是人话，不过是复杂的人话，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少有人懂得罢了。

　　但这样说，其实为人开脱的效果很有限，说复杂的人话，存心不让人听懂、看懂，不也违背了学术研究为人释疑解惑的初衷？学术研究属于探索性的思维，活动于人类未知的领域，比别人先行了一步，然后回过头来向大家报告心得，与人分享探索的收获。这就要求说话要说得明白，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是我们看到一大批用复杂人话报告学术收获的文章，要么大篇幅搬弄外国人彼时彼地的言说，抬着这些国际名人的名号吓唬不知底里的国人，要么为了显示论文含着高深的思辨，与人玩起了文字游戏，让人堕入云里雾里，读者跟着作者绕来绕去，最后竟然不知所云。既然费了好大的工夫读了学术文章仍然不明底里，人们为何要去拜读此类让人头痛的文字，徒添新的烦恼？

　　人与人用语言交流，表达方式各人可以不同，但只要是交流，就要说人话，让人容易听懂、看懂的便是简单的人话；复杂的人话，因为复杂，懂的人少，交流必会受到限制。从实现交流的目的看，说复杂人话的人，要么是敝帚自珍，不愿将研究心得与人分享，存心不想让人看懂、听懂。如果真是这样，何必多此一举，写那些叫人看不明白的学术论文。要么就是自己没有把问题搞清楚，因为职业的需要，必得要写文章，缘于无可告白，只好故弄玄虚，玩文字游戏，设下文字迷障，绕来绕去，意思仿佛是我不明白，你也休想弄明白。

　　五四时期旧式文人写文言的文章，自称雅驯，得意非凡，但语文脱节，存在理解的障碍是不言自明的，而他们又十分陶醉于孤芳自赏的欣快，并不在意人们理解与否，失了说话意在交流的本旨；新派人物提倡白话，主张语文结合，我手写我口，感觉理直气壮。那时白话与文言有过一番激烈的较量，最后还是语言交流理解的要求占了上风，白话流行，文言越来越成为少数人把玩的古董。而新派文人也很争气，朱自清、俞平伯、丰子恺用白话写出了让人读得有滋有味的美文；鲁迅、胡适、闻一多等人则用白话写出了晓畅明白、深入浅出的论说文。

　　我觉得现在那些坚持用复杂人话写学术文章的人，并不缺少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企求，平心而论，文章写出来谁不想满城争说、洛阳纸贵？只是因为世风变化太大，人人都要在学术领域内跑马圈地、争夺话语霸权，问题没有想明白，只好用复杂的人话包裹浅薄的思想在学界周旋。但这样的东西糊弄人一时可以，时间一长，浅薄的马脚总会露出来的。写到这里我很自然地想到当年提倡白话的胡适，他说的那些大白话，其中不少含着深刻的道理，他坚信白话(实际就是我这里说的简单的人话)可以表述精深的思想，他虽然有留洋的经历，但并没有挟洋自重，做的是中国式的学问，说的是中国话，他强调怎么想就怎么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老老实实、脚踏实地，我想这些都是学人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