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柯长篇小说《喀拉布风暴》：风暴中的第二次成长(黄德海)

　　红柯说，“我是个反应迟钝的人。”他要在离开生活了10年的新疆之后，才能写那里的故事——或许，这正是他能写一种非常罕见的小说的原因。这类小说中，红柯既不对灯红酒绿津津乐道，也不再对抗和拆解日常生活，他积聚心力，把自己的笔指向黑暗、光明、大地，以及与此相关的人性中纵深的一面。即使叙事不够章法谨严，对话不是口角毕肖，红柯也能让两者一直处于高峰状态，营造出一种完成度极高的、似真似幻的氛围。那些经过内心涵咏的文字，舒展从容，大气磅礴，仿佛从大地深处喷涌出来，带着独特的热、稠与力量，充满魅惑。照这样的方式，《喀拉布风暴》(重庆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差不多在第一章的中间就应该结束了，爱情犹如神启，已经到达了顶点。可在一部长篇里，这个已达高峰的传奇故事只能是个开头。

　　但即便阅读这个开头，也会有一种轻微的不适应感。按说，这本新小说仍然写着作者熟悉的新疆和西安，也依旧是大地、生命、爱情这些主题，对熟悉红柯小说的人来说，应该满是旧雨重逢的喜悦，怎么会有轻微的不适应？——这个传奇没有丝毫悬念，看了开头，就不难猜到结尾。当校园里出现头发蓬乱、衣如飘带的张子鱼，出现他那张被风沙打磨得毫无血色的脸时，拿着望远镜、幸福地跟女朋友叶海亚在一起的小伙子孟凯，将注定被夺走爱人，因为女孩将被某种东西击中。

　　叶海亚不是例外。红柯小说里的人物，几乎总是会不期然被什么东西击中，尔后有近乎顿悟的瞬间，在这个瞬间，人懂得了生命，体悟了自然，明白了爱情。《奔马》中，男人珍爱自己的汽车，把车打磨得漂亮、壮观，期望凭借它与草原的骏马一试高低。失败了一次，他不死心，依靠阴谋，终于战胜了奔马，但也在精神上被奔马打败，从此整个人软塌塌的。后来，当他的妻子在草原上骑上红儿马，男人被马的神骏唤醒，才恢复了原先的神采。《美丽奴羊》中的屠夫心肠冷硬，在群羊面前运刀如风，毫不手软，甚至羊的跪地求饶也不能引起他的怜悯。美丽奴羊出现了，用“清纯的泉水般的目光凝注牧草和屠夫”，“他的身体里响了一下”，安恬的神性融化了他的心。击中叶海亚的，是张子鱼用沙哑粗粝嗓音唱的《燕子》：“燕子啊/不要忘了你的诺言，别变心，/我是你的，你是我的，/燕子啊！”这首歌“是哈萨克人转场时唱的，他们从阿尔泰山转到天山，又从天山转到阿尔泰，从哈纳斯湖转到艾比湖赛里木湖，他们就唱《燕子》，有燕子就有女人，有女人就有家”。我们很难体会这首新疆人人会唱的歌对长于斯土的叶海亚的魅力，但就是因为这首歌，叶海亚毅然离开了跟自己相处多年的孟凯，与张子鱼奔向大漠。

　　即使在如此的情势下，我们也不要期望在红柯的小说里看到张子鱼的解释，叶海亚的内心独白，或者作者对孟凯的怜惜。大概在准备写有关西部的小说时，红柯就心意已决，不在生命、劳作之上附加任何伦理或道德内容，更不会对爱情的失败者给予同情。在红柯讲述的爱情故事里，很难找到娇嗔、佯怒、半推半就或相拥而泣，里面的人物必须承受得起巨大的幸福，也要经得住残酷的考验。失意的人要学会用自己的剽悍和勇猛舔舐伤口，克服面对的困窘，走出人生的低谷，否则，作者就会将之弃置一旁。当然，孟凯是被红柯选中的，他不会就此消失。

　　孟凯没有像红柯以往小说中的人物那样，很快找到神启的那个点，遇到这个爱情事故之后，孟凯悲伤、犹疑，甚至略显卑琐。因为无法面对叶海亚的幸福，从学校辞职经商后，他也没有忘记去西安调查张子鱼的过去。他得知张子鱼在大学时有个意中人，可直到毕业也没向人家表白。返回新疆，面对张子鱼，他觉得自己有了很大的心理优势：“向心爱的姑娘表白就那么困难吗？”张子鱼答：“有时候很困难，比在沙尘暴里吸口气都要难几十倍几百倍。”

　　至此，在张子鱼和孟凯的关系上，后者完全被笼罩在前者的光芒之中。少年时期，他们同时发现了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都投入了阅读的燃烧状态，做起了英雄梦，人也变得桀骜不驯。但现实的教训很快让张子鱼收敛起自己的高傲，把一切深藏内心。而家境良好的城镇少年孟凯持续着他的骄横跋扈。高中时，终于没有学校再愿意接受这个顽劣的孩子，父亲只好把他送交异地的舅舅代为管教，并在那里上高中。在学校里，孟凯认识了美丽女孩叶海亚，由凶暴一转而为温顺，学习成绩也直线上升，终于考上了大学。二者相比，张子鱼的勇毅和坚韧，映衬出孟凯的安逸和顺遂。

　　德国剧作家弗里德里希·黑贝尔说过：“在一部好的戏中，每一个人都是对的。”红柯大概懂得这句话，在《西去的骑手》中，不管是17岁带兵打仗、骁勇善战的马仲英，还是与之对阵的枭雄盛世才、大将吉鸿昌，作者都极力把他们写得元气淋漓，难分轩轾。如果爱情的对手之间也可以看成一种敌我关系，我们不禁会问，难道在写作时，红柯忘记了自己崇敬的荷马，不经意地偏向了那个更像自己的乡村少年张子鱼？

　　叶海亚曾对孟凯说：“碰到他我才知道我需要的是这种好，不是你那种好，不是说你不好，你要保持你那种好。”但在此前的故事中，我们很难发现孟凯的好。随着故事的展开，孟凯金子般的质地才渐渐显露。在和张子鱼上面的对话之前，孟凯就对他说过：“新疆不光是荒漠，还有绿洲还有花园还有森林草原湖泊，你个大男人你应该带上妻子去美好的地方，叶海亚是你妻子。”对话之后，孟凯向老榆树连踢几脚，“张子鱼你这王八蛋，你把荒漠当心灵安慰，叶海亚可要跟着你这王八蛋吃苦受累呀。”这大概是作者一个醒目的提示，孟凯此后对张子鱼的调查，就不再是为了揭开对方的伤疤，而是为了叶海亚的幸福。他要弄明白，这个“从情窦初开那天起就开始不断地埋葬自己的情感”的张子鱼，“咋是这个球样子？”小说进行到这里，将近全书的三分之一，深受打击的孟凯渐渐浴火重生，而红柯埋藏在这部小说里的秘密，也缓缓展现了出来。

　　张子鱼的秘密还没有破解，孟凯的爱情先来了，他不可救药地爱上了陶亚玲——一个奔走在实业家与官员间，周旋在各色男人中，却保持着过人的安静和善良的女人。看到她的时候，孟凯被击中了，“眼前豁然一亮，心房忽扇一下打开了，孟凯眼睁睁看着自己那颗活蹦乱跳的心拉长变大，长出叶子，一点一点长高”。或许直到这时，孟凯才真正明白他为什么失去了叶海亚，因为，“男人爱女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疯狂”。他跟叶海亚的爱情太过顺利，就缺少了这场风暴，现在，这个延迟的神启时刻降临了。

　　自小养尊处优、争勇斗狠的孟凯经历了这场风暴的洗礼，补足了他生命中不善体察苦难的一面，完成了自己的第二次成长。那些经历了风暴的燕子和人，不光为自己，也会为同伴，向着温暖与光明之地飞翔。复活的孟凯继续勘探张子鱼“极其隐秘的内心活动”，要帮着他完成第二次成长。对这种帮助，新疆长大的孟凯说：“大漠绝域，别人的篝火也能温暖自己。”

　　骄纵的孟凯需要第二次成长，为什么坚毅果敢的张子鱼也需要呢？或许因为我们太习惯于信任或赏识身历苦难的人了，太愿意相信坎坷经历对人的良好塑造，从而忽略了穷困和苦难也会对人造成伤害，在心灵深处投上阴影，让人本能地拒斥美好。随着孟凯调查的深入，张子鱼的往昔逐渐浮现，他内心的幽微部分显露出来，我们这才发现，此前伴随张子鱼的苦难和他的坚韧，在这部小说中，并不是作为赞颂对象出现的。红柯不是一个喜欢重述习见伦理的人，《喀拉布风暴》也不是一个“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励志故事，作者始终关注的，是人心很难说清楚的那一点。

　　张子鱼成长的地方，城乡间有着森严的界限，即使同为农村人，长于城郊也会对偏远地区的农民流露出极大的优越感。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张子鱼，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身份，也不敢轻易相信来自城市的幸福邀约。初中时，一个美丽的女同学为张子鱼画像，彼此产生了好感。但在女孩邀请他去家中做客后，张子鱼迅速放弃了这段感情，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家跟城里女孩的家“是两个世界”。这种由长期的自卑转化而来的过度自尊，让张子鱼在他们之间挖出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也给自己初开的情窦加盖了永不开启的封印。

　　锁闭在内心深处的隐秘渴望不能实现，就会乔装改扮，以另外的面目出现。张子鱼既然无法在现实中敞开心扉，不敢奢望与心仪的城市女孩携手同行，就在心里悄悄把她们幻化。高中时与张子鱼交往的县城女生，就一语道破天机：“我可不想罩在神圣的光环里。”张子鱼后来才明白，他把自己认识的女性全都进行了虚光处理，永远无法成为生活中的人。但当时张子鱼并不知道自己的问题，这让他在大学时又错过了李芸。当李芸邀请他到家中做客时，张子鱼心理的硬壳受到了震动，“他没想到生活这么美好”，功亏一篑，在后来可以拥抱李芸的时候，张子鱼还是倒下了，“拥抱的姿势变成了保护自己的姿势，双手护脸，好像在风暴中”。面对毕业前夕的这场爱情喀拉布风暴，张子鱼没有勇敢地迎接，而是本能地做出了保护动作。毕业之后，张子鱼到大漠寻求治疗，才有了他跟叶海亚的传奇。

　　从此回看，才发现红柯一直关注着张子鱼的这个问题，只是被我们粗心的阅读忽略了。结婚不久，叶海亚就对张子鱼说，“你唱《燕子》的时候我看见你心里的阴影，让人不寒而栗的阴影”。高中女同学也说，“你真是个铁人，你的脸也跟铁铸的一样，你的鼻梁你的嘴角，太硬朗、太锋利”。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懂事太早的张子鱼因为对身份和地位的敏感，在自己的心灵和身体上都加了保护层，也因此几乎失去爱一个现实的人的能力。直到经孟凯提醒，叶海亚和张子鱼一起回他的故乡时，提到了他跟那个初中女生的事，并告诉他，“爱不是罪过”，张子鱼心的硬壳才趋于脱落。对张子鱼往事的回顾，解开了阻碍他第二次成长的一个个死结，这个逆向展开的成长故事，至此接近完成，小说也即将来到尾声：

　　喀拉布风暴再次降临，飞沙走石全成了有生命的燕子，风暴的轰鸣全成了歌声，古歌《燕子》与风暴融为一体。

　　喀拉布风暴从摧毁万物变成了孕育生命，象征美好生活的燕子与风暴一起，见证了张子鱼的第二次成长，他的心将变得柔软，眼神将变得柔和。

　　完成这部小说，红柯或许也经历了自己风暴中的第二次成长，他不再迷恋于《阿斗》那样对历史的解构，也不再逗留于《好人难做》那样对现实的贴身描摹。红柯把酣畅到略显枝蔓的笔墨投向以往高峰状态的之前和之后，开始触摸人心灵中最细微的变化，从而在那类罕见的小说之外，又开拓了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