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中年变法”现象(李朝全)

　　不久前在山西召开了哲夫报告文学创作研讨会，哲夫的创作历程成为关注焦点。1980年至1997年，他一直以系列长篇小说为人所知。1997年，他随宁夏电视台去东北大兴安岭拍摄电视剧，亲眼目睹森林惨遭破坏的现实，毅然决定转向“更有力量”的报告文学创作。这一年，他42岁。从此，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祖国东西，关注生态与人，关注人的生存环境、生态状况，重在叙事、揭示问题和反思探索，接连推出了《黄河追踪》《中国档案》《长江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淮河生态报告》《世纪之痒——中国生态报告》等作品，奠定了他作为生态文学最重要作家之一的地位。如果说，1997年前的哲夫是一位书斋里的作家的话，那么，从这一年开始，他便走出书房，深入田野、大地和民间。这次“出走”从整体上改变了他的创作风貌和品格，也给中国报告文学尤其是生态文学带来了新气象、新景观。

　　观察多位作家的创作历程，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创作转向。这样的“人到中年”以后的创作转向可以称为作家们的“中年变法”。譬如，朱晓军——一位在大学里教写作的教授，2006年以《天使在作战》获得鲁迅文学奖之后，迅速转向报告文学领域，接连创作了《一个医生的救赎》《高官的良心》《让百姓做主》等作品。以长篇小说《河床》闻名的小说家陈启文，自2008年初亲历南方那场罕见的冰雪灾害，从此改变了创作路数，实地行走，采访思索，《南方冰雪报告》《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中国水利调查》接连出手。还有如写《皇粮钟》的小说家秦岭，日前出版长篇报告文学《在水一方——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纪实》，女作家薛媛媛写出《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评论家梁鸿深入故乡梁庄内部，接连出版《梁庄在中国》《出梁庄记》。还有如，孙惠芬走进家乡，探究自杀者给个人及家庭所带来的无法言喻的重创，写下了长篇力作《生死十日谈》，贾平凹偶然的“出走”，收获了长篇纪实《定西笔记》，等等，似乎都可谓是“中年变法”的突出代表。

　　由此，或许可以说，小说家或者其他体裁作家转向报告文学创作拥有更多的可能，而这种转向，不仅为作家本人的创作开辟了新路、新局，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情感和思想、语言资源，也为我国报告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生机、新风貌，有力地激活或提升了报告文学创作的视野、格局和境界。

　　期待越来越多的小说家、诗人、散文家、评论家、记者，走向田野，深入民间，采写出更多有分量有影响力的报告文学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