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门罗和逃离的杂想(张翎)

　　近几届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里，好几位都有过漂泊的经历。他们一生行走过许多地方，在故土之外写出了关于故土的浓烈篇章，如莱辛、勒·克莱齐奥、库切等。他们是被连根拔起的树木，一生在寻找着重新根植自己生命的土壤。而门罗却不需要像他们那样把写作当做回归故土的途径，因为她的故土她的家园从来就没有远离过她的视线。她扎扎实实地踩在安大略乡间的泥土里，从那片土地里汲取养分也给那片土地奉献她的灵感。其实她从未停止过行走，只是她和他们的行走方式有所不同。

　　每逢金秋十月，诺贝尔文学奖颁布在即，空气总是绷得比平日略紧一些，呼吸撞上去隐隐有些回响。这是个大戏开场的时节，幕布拉得很是严实，台下观戏的似乎远比戏里的角儿紧张纠结。我不太跟踪这一类新闻，印象中总是在被几家熟悉的媒体追问对得主印象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错过了石破天惊的那一声开场锣鼓。潜意识里我可能觉得世上所有的奖项都仅代表一种视野，一个角度，赞成也可，反对也无妨，只是不必为之上心到癫狂的地步。

　　这两季的得主却与往常不同，前一季是一位和我分享同一片语言文化土壤的同胞，这一季是一位和我呼吸着同一片蓝天的空气的同行。前一位来自我的故土，是我熟知而敬重的作家；后一位来自我的移居之地，我虽不熟知却也与之有点小小的私人关联——这点留作后边再作解释。前一季的欢喜我已经在前一季说过了，这一季里希望能说些新话。

　　尽管多数诺奖得主希望把这个奖项看成是对个人文学成就的肯定，可是从得奖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身不由己，总会有各样的声音要给他们贴上各类延伸拓展的社会意义。门罗也不能避免。

　　加拿大文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里，是一个相对寂寥的角落。我学过七年的西洋文学，求学期间竟然没有读过一本加拿大作家的作品。后来听说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名字，却依旧没有读过她的书。这是一个我居住了二十多年的国家，我的阅读取向让我汗颜。门罗的得奖把一束强光带进了这个角落，世界文学的视野里因而有了一片新的景致。

　　近两个世纪女性写作的呼声似乎连绵不断，从乔治·桑到伍尔夫到波伏娃到桑塔格，世界文学天幕上隔三岔五就会出现一个偶像级的女权作家。可是我对这样响亮的呼声心存疑虑，总觉得唯有欠缺才会产生呐喊——谁见过男作家为他们的写作发出祈求关注的嚷嚷？在迄今为止一百一十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女性得主只占十三位，这本身就是答案。门罗给予女性写作的，不仅是声音，而且是光。

　　尽管一直有人在为短篇幅的小说做着各式各样的辩护，可是契诃夫莫泊桑的辉煌时代已经消逝，有那么一大群古板的人(包括我自己)愚蠢而固执地以为长篇小说才是衡量一个作家功底的标准。门罗的得奖掴了这些人一掌，让他们明白恢弘是一种力量，精悍也是一种力量，它们不能相互取代，而应站在同等的高度上彼此脱帽致意。门罗第一次把来自瑞典的北极光，带进了短篇小说的僻壤。

　　总之，2013年的秋天，八十二岁的爱丽丝·门罗像创世纪里的那个上帝(绝无亵渎之意)，把她那双被笔磨出了茧子的手轻轻一挥，于是加拿大有了光，女性文学有了光，短篇小说也有了光。站在那三个光环的交错地带里，我隐隐地觉得我也分着了一片光。

　　近年来我很少读小说，注意力已经转向了历史文献自传回忆录等非虚构类型。朋友们说这是阅历所至，我心底里明白这是恭维，却也很受用。我不熟悉门罗的作品，迄今只读过她的中译本《逃离》。遭遇《逃离》的过程与十月文艺出版社有关——我和门罗有幸分享了同一家出版社。更为有幸的是，我们分享了同一位责任编辑。

　　《逃离》的责编之一，是一位叫朱丹的年轻女子。她是我的乡党，北大中文系毕业之后在北京漂泊，艰难却热情洋溢地追寻着她的文字梦想。她编过我的几本书，我们因此结下了书里书外的情缘。记得有一年我从北京返回加拿大，临别时朱丹送了我一本书，说那是值得费几两力气背上飞机的好东西。那本书就是门罗的《逃离》。我相信朱丹的眼力，果真在飞机上读了《逃离》。说真的，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能心无旁骛地读书的场所只有两处，一处在厕所，一处在飞机上。好几年没认真读小说了，门罗却一下子把我带进了她的领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乡间，那是一个离我的家很近的地方。书中那些处在各个年龄段的女子，无一例外渴望着逃离——逃离青春，逃离爱情，逃离家庭，逃离清规戒律，逃离生命追在身后的巨大影子。那些性格桀骜孤僻特立独行的女子，在我心中留下了斧凿刀刻的印记。

　　近几届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里，好几位都有过漂泊的经历。他们一生行走过许多地方，都不在出生国写作，却都隔着遥远的时空距离，在故土之外写出了关于故土的浓烈篇章，如莱辛、勒·克莱齐奥、库切等。他们是被连根拔起的树木，一生在寻找着重新根植自己生命的土壤。而门罗却不需要像他们那样把写作当做回归故土的途径，因为她的故土她的家园从来就没有远离过她的视线。她扎扎实实地踩在安大略乡间的泥土里，从那片土地里汲取养分也给那片土地奉献她的灵感。其实她从未停止过行走，只是她和他们的行走方式有所不同——当他们行走得很远的时候，她却走得很深。

　　后来才知道，参与门罗《逃离》编辑的，除了朱丹之外，还有十月文艺出版社的主编韩敬群先生。敬群是我的出版人，我们因为书的缘故熟稔而相知。其实拉近我们距离的不仅是我们共享的汉语疆界，还有对英语世界的好奇和探求。敬群不仅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也精通英文，对文学翻译兴趣盎然。据说在邀请知名翻译家李文俊先生翻译《逃离》的过程中，敬群曾为李先生的译文拍案叫绝。他至今还记得李先生怎么把“tumultuous”译成“热辣辣”，而把一个简单的“and”译成“话说回来”。

　　得知本届诺贝尔文学奖花落谁家的时候，正逢我从东欧归来，行走在西欧的土地上。大西洋的风扑面而来，空气里已经有了明显的秋意。我的脚步是小心翼翼的，生怕惊扰了几个世纪以来沉睡在我脚底的厚重历史。这片大陆产生过众多位诺奖得主，连路边的清道夫也可以随口为你朗诵一段拜伦。我与一位出生在突尼斯的年轻人偶遇在一家小餐馆，我们在分享了各自的移居经历之后，他突然说他已经厌倦了欧洲因循守旧令人窒息的生活方式，他向往美洲大陆的宽阔和自由。我瞬间怔住。就在我作为一个过客被欧洲文化深深吸引的时候，他坐拥着我所向往的一切，却试图逃离。我突然对门罗的“逃离”母题有了新的理解。其实大千世界里谁的内心深处没有一丝逃离的冲动？拥有深邃的渴望投奔宽广，拥有宽广的期待进入精深，厌倦了理想的躁动的渴求宁静，而坐拥宁静的却又觊觎着精神或许还有肉体的突围。

　　所以才有了逃离的永恒话题。

　　所以才有了门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