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与中国当代小说创作(赵玫)

　　演讲人：赵玫

　　简介：

　　满族，生于天津。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一级作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已出版《朗园》、《武则天》、《高阳公主》、《上官婉儿》、《岁月如歌》等多部长中短篇小说作品。曾获第四、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1998年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等，2011年长篇小说《漫随流水》获国家“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

　　引言：

　　自中国当代小说创作进入新时期以来，很快呈现出一种多元探索的状态。这种状态与大量被翻译介绍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紧密相关。在某种意义上，新时期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不断向前发展的。而中国文学的变革与创新，也是在外国文学的激励下发轫的。

　　阅读提示：

　　■在对外国文学的借鉴中，不同的作家各取所需。他们或者热衷于现代主义，或者对地域文化情有独钟，抑或博览群书，抽丝剥茧，只要能挖掘到为我所用的精华。

　　■中国文学就是在这种影响和模仿中不断前行，又慢慢走出阴影的。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如今成长中的中国文学正在日益地被包容在世界文学的大家庭中。只有当我们真正了解了世界，才可能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

　　新时期文学的发轫

　　改革开放后，文学进入异常活跃的时期。伴随着作家作品的不断涌现，众多优秀的外国作品先后被翻译过来，让迷茫与突进中的作家耳目一新。他们在阅读时仿佛发现了新大陆。那些他们并不熟悉的文学样式，那种崭新的思想和表述的方式，那种意绪的流动和思维跳跃，那种复调式的结构、哥特式的神秘，以及对时间、空间的全新阐释等，这一切令摸索中的中国作家非常震撼。他们所读到的那些陌生的文本，让他们既十分着迷，又异常兴奋。

　　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在很多活跃的中国作家背后，似乎都能隐约看到一位外国作家的影子。甚至每一种文学思潮的发起，也大都是在外国文学的引导下出现的。尽管一些作家不愿意承认这种影响，但这种现象确实存在。

　　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首先得益于我国有一批极为优秀且异常敏感的翻译家。他们在中国文学不断开放发展的进程中，始终怀着一种本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不遗余力地将国外那些几十年间最好的作家、作品及时介绍到国内来。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中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空白，是因为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十七年”以及“文革”十年以来，文学界就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加之长期闭关锁国的政策，国外那些先进的文艺思想，自然就更不可能进入中国作家的视野。几十年间，中国文学自身尚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更不要说向国外借鉴先进的文学理念了。而诸如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存在主义”，以及稍后“新小说派”和“新浪潮电影”的出现，我们也大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了解到的。

　　除此，中国的翻译家还能将当代国外最走红的作家和作品及时介绍到国内来。诸如南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还不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我们就已经读到了他的《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及《百年孤独》；而法国作家克洛德·西蒙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我们也已经读到了他的《弗兰德公路》和《农事诗》。

　　由此，中国文坛开始了对国外这些优秀作家及各类文艺思潮的了解和认知，并开始大量阅读他们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都是通过翻译家发表在《世界文学》、《外国文艺》等杂志上面世的。这些夹带着崭新思潮和技术手段的作品，无疑对新时期小说创作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新时期小说创作能积极接受这些外来的影响，应当也是有土壤的。因为在此前的写作中，我们的创作方法始终停留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唯一的创作方式上。似乎只有如此写作，才是积极而正确的创作态度。久而久之，这种单一的创作模式甚至成为某种教条，成为束缚文学创作的固定思维，进而严重阻碍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对新时期的作家来说，新的文学意识的被引进，就仿佛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于是各种文化思想及别样的创作样式扑面而来，绚丽多彩，让我们意识到，原来还有更多的创作样式及叙述方式可供我们选择。于是这些来自外部世界的新鲜理念深深地影响了新时期文学创作。我们至今还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几乎每位作家都在努力挣脱旧时代的窠臼，尝试着在写作中进行各种别开生面的尝试和探索。伴随着新时期文学呈现出一种繁花似锦状态，作家和评论家同时也就开始了对旧有传统的背叛与颠覆。

　　上世纪80年代是当代文学史中少有的激动人心的年代。诸多从这个时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和评论家，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开始了标新立异的写作旅程。在那个几近于亢奋的年代，无论诗歌、小说、散文，乃至戏剧，都呈现出一种既激情洋溢又独出心裁的景象。几乎每一首诗歌都与众不同，每一篇散文都独树一帜，每一部小说都有所创新，每一出戏剧都别有洞天，甚至每一本文学杂志都别开生面。

　　而这个斑驳而灿烂的年代能呈现如此景象，确实和大量涌入的外国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某种传承关系。所以这是一个模仿的年代、探索的年代，同时也是文学得以向前发展的年代。

　　所以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轫，在某种意义上是从模仿开始的。而对于一个长期被封闭的文学国度，这种模仿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必修的功课。就如同现代科技被借鉴运用那样，我们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走最短的路，向世界靠拢。所以我们需要这个仿效的阶段，需要在前辈的积淀中汲取营养，更需要在未来的某一天走出阴影。

　　现代主义与“寻根”热潮

　　在对外国文学的借鉴中，不同的作家各取所需。他们或者热衷于现代主义，或者对地域文化情有独钟，抑或博览群书，抽丝剥茧，只要能挖掘到为我所用的精华。

　　在新时期文学的拨乱反正中，塞林格的小说《麦田守望者》，首先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塞林格小说所描写的，恰好是“二战”后美国年轻一代的迷茫。那是在战争废墟上一批信念完全倒塌的年轻人的生活，而这种生活与我们“文革”后年轻一代失去信仰的状况极为相似。那时候我们那一代年轻人，也刚好处在精神上无所依存的状态中。旧有的世界被粉碎，新生的梦想又很迷茫。于是在迷蒙中苦苦追寻，只想让灵魂有一个安放的场所。于是文坛出现了很多类似《麦田守望者》那样的小说，探讨年轻人在“文革”后的茫然与彷徨。其中不乏黑色幽默，因为当时海勒的《二十二条军规》也很流行。这类小说以《你别无选择》最为经典。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文坛也开始了各种关于现代主义的讨论。其时“意识流”小说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已经先后被翻译，紧接着便有诸多作家开始借鉴“意识流”，以为这种方式无疑有效地拓展了思维的空间。王蒙可谓最早使用“意识流”写作的作家，他的《夜的眼》、《风筝飘带》等作品一经发表，便冲击了曾经一潭死水的文坛。

　　在现代主义的讨论中，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的作品，无疑成为中国文坛最富争议也最具影响的文本。那时候“新小说派”的主将大都健在，而他们的作品也被先后翻译过来。诸如罗布·格里耶的《橡皮》、《嫉妒》、《去年在马里安巴德》，又诸如克洛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农事诗》，当然也包括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特别是她早期的《琴声如诉》。这些充满探索精神的作品，以崭新的思维诠释了他们眼中的人类和世界，为中国作家展示了种种出其不意的创新和手段。这种创造性是法国作家所固有的禀赋，亦是他们所崇尚的精神。几乎每一位作家都不想重复前人走过的路，于是才总是能创造出与众不同乃至唯一的方式。比如克洛德·西蒙对行进中动感的描述，以及他对时空的崭新解释；比如杜拉斯那种情感以及电文式的短句子。

　　无疑很多中国作家阅读了他们的作品，并由此让个人写作进入了一种崭新的状态。他们不再一味地“写实”或“浪漫”，开始尝试着用一种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讲故事。尽管鲜有作家愿意承认他是受了某位外国作家的影响，但现代主义小说曾一度蔚然成风，显然和现代主义被介绍到中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美国文学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也极为深刻。从海明威英雄主义绝唱式的写作，到威廉·福克纳现代主义的《喧哗与骚动》，再至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等，这些如日中天的美国作家为我们敞开了更为广阔的视野，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可以为我所用的文本。

　　威廉·福克纳的小说堪称绝唱。在他所有实验性的探索背后，是他极力想要表现的那种生命的疼痛和意义。他的完美在于他的文学是属于诗的，那是小说的最高境界。让生命中充满追逐、失落和由此而生的痛苦，《喧哗与骚动》就是这样一首忧伤而残酷的诗，关于灵魂的，像黑人的蓝色灵歌。福克纳用流水般的意绪，解释了生存之不幸，生命之不朽，那些随时转换的时态，很前卫的姿态，以及他与生俱来的那深沉的悲哀。

　　在艺术表现上，福克纳也是孤独的探索者。他的“意识流”较之弗吉尼亚·伍尔夫时代，显然又有了新的拓展。他似乎不再满足于那种线性的意识流动，而是让思绪不停地跳跃和转换。那是来自四面八方不同人物的不同思绪，是一种环绕着的流动的声音：复杂而斑驳的，不同的乐器发出不同的声响，来自舞台不同的部位，就像舞台上一支庞大的交响乐队，由此形成了他小说中那种独特的立体感觉。福克纳给了我们很多技术上(意识的流动、字体的变换以及潜意识独白等)的启示，但他给予我们更多的，是他心灵的沥血以及情感的透彻。他的小说是使人的肌肤和心灵同时都感到疼痛的那一种。他同时还能让这种疼痛升华为诗。

　　福克纳无论在精神还是在创造性上，都给予了中国作家无比深沉的启示，李文俊先生翻译的《喧哗与骚动》(1984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就印行了87500册，其中大多是被作家们买了去读吧。

　　接下来，“南美文学爆炸”的硝烟很快弥漫中国文坛。那时候，马尔克斯、略萨以及博尔赫斯的小说已经被先后出版，并广为传播。有专家称，拉美作家自上世纪初到上世纪50年代，基本是跟在西欧文学思潮后面亦步亦趋。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才真正意识到文学创作与民族文化的融合。而中国新时期文学开放伊始，就出现了大批以地域色彩为特征的所谓“寻根”小说。这些作家站在文化的立场上，开始重新审视我们这个国度悠久的历史和创伤，以及民族所固有的属性及劣根性。

　　几乎与“南美文学爆炸”同时的这种文化的契合，让中国的“寻根”文学形成浪潮。一时间这样的作品蔚然成风，甚至形成某种流派。我们无法真正弄清中国的文化“寻根”与南美的文化小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我们“寻根”文学的兴起，确实是始于“南美文学爆炸”的历史背景下。那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几乎成了作家人手一册的必读书。而略萨的《酒吧长谈》和《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也已经十分畅销。而博尔赫斯的小说，也一度成为诸多中国作家热衷的文本，尤其是他那种迷宫式的写作，几乎成为一些中国作家叙事的追求。

　　小说《遍地风流》、《棋王》、《孩子王》被誉为最早的“寻根”文学。作者本人认为《棋王》就是公案，就是禅。而禅宗最后得到的力量是巨大无穷的，无论别人怎么判断。但作者称他今天可以“寻根”，明天也可以说别的。于是由一众作家兴起的“寻根热”很快就偃旗息鼓，留下民族、地域以及文化的话题，在另外的书写中自在自为。

　　大胆创新与人性反思

　　劳伦斯小说在中国的解禁，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上世纪80年代是新时期文学最锐意探索、大胆创新的时期。伴随着一个个文学禁区的被突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类作品也被大胆地翻译过来。只是刚一出版，即被查封。之后经历了一个从被禁到解禁的漫长过程(事实上这部小说在很多国家都遭到同样的命运)，但最终还是从“地下”浮上了“地面”。劳伦斯的小说之于当代文学，其意义在于开始了对“性”话题的探讨。这种突破对中国作家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等于又突破了一个新的禁区，又掘进了一片写作的空间。这种对“性”的探索在某种意义上，必将对人性的探索更为深入。对广大中国作家来说，回到“性”，就等于是回到了“人”。之后一些作品开始涉及“性”描述。这些作品发表后尽管也曾几经周折，但伴随着作家的探索，对“性”的描写不断深化。

　　昆德拉的小说对中国文坛的影响可谓无所不在。最初因为昆德拉的身份问题，被翻译过来的昆德拉小说，大都以“参考书目”的方式面世。一时间昆德拉成为中国最流行的作家，仿佛不读昆德拉就没有了品位。于是一些作家开始模仿昆德拉，尤其他那种“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语调。伴随着昆德拉最终成为合法的法国公民，他的几乎所有作品均被授权在中国出版。当重读昆德拉时，人们才对他有了新的认识。因为早前以“参考书目”面世的作品大多是删节本。只有阅读了他的原著才能真正认识并了解昆德拉，也才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他真正的才华和心意：譬如他的诗意、他的布拉格情结、他的漫游式的写作、他的寓言式的复调结构，以及这位作家对法国探索精神的传承。伴随着“女权主义”的滥觞与兴盛，一些外国女作家的作品也被翻译过来。无论是她们关于“女权主义”的宣言，还是她们堪称经典的小说，都深深影响到中国女作家的写作。其中最具女权意识的《第二性》，深刻阐释了波伏娃作为女作家的女性意识。她说由于女人承担次要角色和接受依附，便为自己造就了一个地狱。又说每一个恋爱的女人都会把自己看作安徒生童话中的小美人鱼，为了爱，宁愿用自己的尾巴换取双腿，然后发现自己竟是行走在针尖和熊熊炭火之上。如此被束之高阁的理论，很快成为女性沙龙里的话题。而波伏娃所倡导的这种女性精神，也无形中影响了中国女性作家的性别写作。

　　伍尔夫更为深刻地启迪了中国的女性写作。她认为生活就像是纷纷坠落的意识的碎片，如果忠实于生活，小说就应该是流动的。她作为创造了“意识流”的作家，不仅写出了《海浪》、《到灯塔去》、《达洛威夫人》那样的小说，还创建了“意识流”的诸多理论。写作中，她不断追逐表述的方式，希望她的理论能和她的创作并行。她作为女性，拥有深刻的思考能力。那是她自愿选择的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是伍尔夫让更多的女作家知道，她们终于可以尝试着用她的方式生活了。

　　杜拉斯被介绍到中国，恰逢新时期文学最活跃的年代。那时的杜拉斯还没有写出《情人》，但她的《琴声如诉》已经发表在《外国文艺》上。王道乾先生不仅翻译了杜拉斯的语言，还翻译了她的灵魂。随之杜拉斯走进中国女作家的生活，让我们聆听这个谜样的女人如歌般的诉说，就记住了琴声、海浪、男孩儿的手和冰冷的骨骼，然后才有了让她名声大振并获得龚古尔奖的《情人》和《痛苦》，以及《物质生活》文本背后的另一个文本。感慨于杜拉斯内心无比强大的爱的力量，这或者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女作家将写作附于情感之上。

　　文学进入新时期以来，第一批令人振聋发聩的作品就是对“文革”的反思。不过那时的作品大都停留在表面控诉上，不曾对人性做深刻的检讨。之后涉及此类题材的作品逐渐减少，这和当时意识形态的尺度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学作品被翻译过来。上世纪80年代初即有一部令人震撼的影片《夜间守门人》在小范围放映，描述了一个犹太女人为了生存，如何取悦于集中营的德国军官。这是关于战争创伤的一部极为深刻的影片，人性的弱点成为了战后最可怕的记忆。杜拉斯的电影剧本《长别离》及《广岛之恋》也属于这类作品，亦对人性做了深刻的检讨与反思。而《苏菲的选择》同样令人深思，将战争幸存者无情地置于道德缺失之中。后来的这类作品对人性的剖析越来越深刻，包括《铁皮鼓》、《朗读者》，乃至阿伦特的那些关于罪恶的哲学著作。于是人们探讨战争的创伤到底是怎样形成的，而每一个置身于此的个体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这些关于“二战”题材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促成了我们30年后对“文革”的又一轮反思：我们曾身处其中的“文革”浩劫，竟然和“二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德国纳粹的“种族灭绝论”和“文革”中的“血统论”可谓如出一辙。而“文革”中被迫害的人，就像胸前佩戴黄色星星的犹太人一样，将永无出头之日。尽管“文革”十年是一场所谓的文化苦难，却也让很多人为此而失去了生命。在这个苦难伴随着道德沦丧的年代，我们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人，又背负了怎样令人性泯灭的罪恶？于是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重新检索“文革”，意图对这段历史展开更为深刻的描述。

　　新时期影响中国作家的，还有前苏联作家艾赫玛托夫，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和纪德，以及美国金斯伯格那类充满反叛精神的“垮掉的一代”等。总之，被翻译过来的外国作家作品越多，就给了中国作家越多的思考和视角，这应当也是30年来中国文学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一翼。

　　向西方文学学习的过程，让我们拥有了崭新的思维和充满探索精神的创造力。我们因此而得以自由地操控话语，进而拥有了更多可供选择的写作方式。而这时外国文学对我们的影响不再是表面的，而是成为了积淀在我们知识中的一种思维的方式。

　　如前文所说，我们的文学和现代科技一样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走向世界的道路是一条捷径。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至今仍在使用的很多文学概念都是国外文学精英创造的，诸如“意识流”、“解构”、“结构”、“现代”以及“后现代”这样的概念；我们甚至依旧在沿用前辈的话语，少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创造。如此说来不无悲哀，但这至少证明了，外国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怎样的广泛而深刻。

　　总之，中国文学就是在这种影响和模仿中不断前行，又慢慢走出阴影的。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如今成长中的中国文学正在日益被包容在世界文学的大家庭中。只有当我们真正了解了世界，才可能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

　　▲作者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