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前:我的写作一开始就打上了“汪”字印记

　　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2013年10月4日颁布，泰州市文联主席刘仁前毫无悬念地全票入围，长篇小说《浮城》(人民文学出版社)获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特别奖。

　　这是一部以里下河为背景的作品，刘仁前的创作主张在作品中一以贯之：“用手中的笔，告诉世人家乡的一切”。他的第一篇小说《故里人物三记》，就是写里下河地域三个极普通、极常见的农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刘仁前坚持“香河”文学地理的打造，这条里下河大地上寻常的小河，几十年来在刘仁前的笔下潺潺流淌，浸润着作品，更浸润着作家的心灵。他所叙述的故事、描写的场景以及塑造的人物，无不深深地打着里下河的印记。

　　自从汪曾祺先生的《受戒》、《大淖记事》问世之后，他的创作影响极其广泛而深远，不仅仅是对里下河地域从事写作者产生了极大影响，对中国文坛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批作家自觉地追随汪老，其创作多了一份“汪味”。作为一个忠实的“汪迷”，刘仁前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汪”字的印记，“我经常捧读先生的作品。在我所获得的诸多奖项中，我十分看重‘汪曾祺文学奖’。”刘仁前认为，从目前梳理的情况看，从里下河成长起来，与汪老在创作上“血脉”相联的，充满“水气”和“汪味”的作家、作品层出不穷。“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家们集聚在“汪”字旗下，其内在一定有着共通的东西，其“志”“趣”一定是相投的。当然，这并不能否认某一个体风格的多样性存在。正好比苏东坡先生既有“大江东去”之豪放，又有“花褪残红”之婉约，体现的正是“风格”的多样性。而集聚在汪曾祺先生这面大旗之下的作家们，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必然会思考其创作如何尽可能多的“浸染”一些“汪味”，同时又保持着自己的个性和自己作品的辨别度。这对于一个作家自身风格的形成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地方军”对地方文学创作的带动力量不仅客观存在，且十分巨大。没有毕飞宇等一大批从兴化走出的作家，就不可能有“兴化文学现象”。没有“兴化文学现象”中的作家群体的涌现，就不可能有中国第一个“小说之乡”的美誉落户兴化。从这一点上来说，不论某位作家自己承认不承认他对地方文学创作的带动和影响，事实上这种带动和影响是客观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