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坚毅、执著，不背叛的人(李晋西)

——怀念牛汉老师

牛汉(1923—2013)

　　牛汉老师9月29日离世，走得很突然，这使我想起他老年时爱说的一句话：“默默地”。

　　然而，历史注定他这一生不能“默默地”。我2005年参与记录整理他的《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了解了他这一生。

　　他1923年出生在山西定襄县。小时候很淘，四五岁起，迷上了捏泥，然后是画画，还天天练摔跤，听说吃蚂蚁能长力气，一直吃到初中。

　　他是蒙古人，这一点他很自豪。他迷恋草原和沙漠，早期的诗跟沙漠草原有关。他从小喜欢唱蒙古长调。后来，长调变成了叹气。记录整理他的自传时，我曾问叹气是不是因为心脏有问题，他说没有，体检一切正常。他说叹气就舒服，那是伤疤在呼吸，伤疤也是有生命的。

　　他的母亲是个很不简单的人，全县第一个不缠足，敢揣着刀去杀阎锡山。他1946年在汉中被捕，母亲准备去收尸。隔着两道铁栅栏，母亲不哭，他却哭了。

　　他曾说，他的性格像母亲，晚年却有点像父亲。父亲是影响他一生的两个人中的一个，建国前，任天水师范校长，解放后被错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不到半年就去世了，只活了五十八岁。

　　抗战爆发，他不得不与父亲离开家乡，流亡大西北。他在国立甘肃中学读初中时，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初中毕业，升入天水国立五中高中部。他想去延安，但已远离政治的父亲要他好好读书。高中毕业，校长宣布要集体参加国民党，否则不让毕业。他和一个同学逃跑。这时，他已经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宁可不上大学，也不背叛理想。

　　高中，是他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不能抛头颅洒热血去抗战，我就抛头颅洒热血般地去写诗。”不能去延安抗日，他就天天写诗。白天在李广故里的一片树林中写，晚上在万寿庵的大殿长明灯光下写，写到黎明。狂热时有两三次通宵难眠。但白天还是强打精神去上课。《鄂尔多斯草原》就是在他准备投奔延安之前写的。

　　1943年夏，他考取西北大学外文系。1946年因学生运动被捕。被捕时奋力反抗，被枪托砸伤右额和胸膛，留下了颅脑伤后遗症，这是他后来梦游的根源。在汉中陕西省第二监狱，他高声唱《囚徒歌》，写诗，被判两年徒刑。

　　改变他命运的另一个人是成仿吾。1950年他在华北大学工作时，有人要他参加“保卫主席”的秘密组织，说要找党内最坚定的人参加，保卫毛泽东。成仿吾劝他，说他不适合做这工作。他说：“现在想想，如果参加了，我这个人的命运就完全改变了。”

　　1955年，他是“胡风集团”中第一个被捕的人。但他写的第一份材料是为绿原辩护，证明绿原绝不是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他还为阿垅说明是受党之命令打入敌方搞情报的。他说阿垅是个有血性的人，做人做事不背叛。“在现实面前各人有各人的苦难，历史就这么残酷。我特别憎恨的是背叛，是出卖。”

　　1957年5月，被拘捕整整两年的他回家了。1957年8月，人文社开支部会，说经中央审查，历史清楚，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

　　谈到自己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自己的家人和受到牵连的亲戚，他说：“我的悲痛，不仅仅是个人的，是历史的、社会的。我的诗不仅是抒发我个人的悲痛，是几十年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后果。一个人的命运身不由己，是荒谬的历史的罪过。我的诗不是歌德派的，我一辈子几十年都吟唱苦难，其中有民族的气节与人类的永恒精神。”

　　他1958年恢复上班，与冯雪峰共用一张办公桌。他把每月供应的酒全给冯，烟两条给一条。冯雪峰，还有严文井，是他能深入交谈的两个人。

　　1969年去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他是个干活不含糊的人。在干校，虽然干活很苦，内心也很苦，他却迎来了他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写了二三十首。为什么他在干校能写诗？“到干校后，我这个令人触目的‘分子’，杂在各色人等之中，面目渐渐不那么特殊，而且干校后期，留下来的人很少，管制比过去松一些，有了一间独居的陋室。”

　　恢复写作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自然和追求诗的灵魂，让他挣脱了政治，回到了自然和诗。为了寻找兰花，他会在山里疯跑好几天。“我觉得一草一木都和我的生命相连、相通。我狂喜，爆发的狂喜！没人管我，我觉得自己就是天地人间的小小的一分子。这是天地人间给我的启迪，与为什么服务根本不沾边。我的生命有再生的感觉。”他谈到这种感受时眼中的那种光亮，让我明白为什么见过他的人都喜欢他的微笑。那是清澈透明生命本质的微笑，是诗的微笑。

　　这位再生的诗人，写出了现在被收入课本的如《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等。下面这首《麂子》，是这个时期的一首：

　　麂子

　　远方来的麂子

　　你为什么生得这么灵巧美丽

　　你为什么这么天真无邪

　　你为什么莽撞地离开高高的山林

　　五六个猎人

　　正伏在丛草里

　　正伏在山丘上

　　枪口全盯着你

　　哦，麂子

　　不要朝这里奔跑

　　“记得写下最后两行，我如诞生的婴儿啼泣了许久。这最后两行诗，是写着写着自然地不知不觉地突然间冒出来的，如一声惊天动地的呼叫。这两行神来之笔，救了麂子，也救了我。‘我’并不仅仅是我，‘我’也是麂子，‘我’也是诗。我今生今世感激这两行诗。”

　　2006年冬天，他的自传还没有出版，他来人文社办事，我无意中碰见他。风很大、很冷，我劝他打车回家，他说坐公交车方便。我陪他穿过马路，在人文社对面朝内小街站等车。我又请他回忆这首诗最后两句的得来。他微微抬头，望着天空，想了一阵说：“像天上下来的。”

　　咸宁干校是他怀念的地方之一。他说：“咸宁写的诗是我的全部生命——不是一部分，而是全部。这是我的性格。每一首诗在什么地方写的，什么情况下写的，非常清楚。每一首诗都灌注着我全部的生命力。咸宁让我受难，但1972年、1973年以后，我解脱了，有再生的感觉。咸宁写的诗每一首都有再生的感觉。没有几十年的大灾大难，就没有这一回的解脱，没有精神的伤疤就没有我的再生。我从枷锁中解放出来，成为很鲜活的人，感慨不已。”

　　1974年12月末，他结束长达五年零三个月的干校生活，回到人文社，被分配到资料室抄卡片。1978年还没有恢复党籍，他便开始筹备《新文学史料》。为了组稿，他找过萧军、沈从文、叶圣陶、朱光潜、卞之琳等人。

　　受丁玲之邀参加筹备大型文学刊物《中国》，是他编辑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他担任执行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经历了这份杂志从诞生到夭折的全过程。刘恒的成名作《狗日的粮食》是他发的，残雪的小说《苍老的浮云》，辗转周折，到了《中国》，他发了。他对朦胧派、新生代诗人有很高的评价。他说：“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都是在思考中过来的。思考得很多，往根上说也无非是三个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诗？什么是历史？许多时候很痛苦。结果使我对人，对诗有了整体的历史的彻悟：必须这样做人，做这样的人；必须这样写诗，写这样的诗！必须这样站在历史面前！随之而来的是与过去决裂。活得干净、完整、自在，对诗、对美丑等等，都有了毫不含糊的看法。”

　　离休回家后，他迷上了散文。他写童年的散文，我挑选了一些编到他的自传中。他写这些散文，方法特别奇特，十分隐秘，他自己说很可笑。不希望谁看见，也不想让谁知道，由他几乎不发声地“默语”，老伴吴平记录整理，他再修改。我没问过他的“默语”从何而来，但读这些散文，犹如读他感激的那两句诗。我相信，这些散文也是从天上来的。

　　除了“默默地”，他还常说“毫不含糊”。他不参加不认同的会，对不认同的人，不会微笑，不会握手。

　　他回顾自己一生的话，我以为是对他的“毫不含糊”的最好解释：    

　　我不逃离，不背叛，从热血青年到热血老年。我一直到老，血还是热的……

　　作为一个诗人，我没有写成很多好诗。我已拼上命写诗，但还没有像国外的一些诗人，如歌德、里尔克、莱蒙托夫、茨维塔耶娃……那样。

　　我写得不完整，不完美，但问心无愧，对得起诗歌，对得起胡风、艾青、田间，对得起祖先。我可以努力完成田间、艾青没有完成的东西，我从他们那里得到力量。他们的矛盾、痛苦给我力量，让我清醒。艾青晚年还是很努力，但各种原因影响了他。过去老一代诗人，包括鲁藜，年轻时写得好，后来写不下去，但他没有背叛。

　　我赞赏的是真实的人，不要背叛国家，也不要背叛朋友。诗写得好不好不要紧，诗即使写得不完美，默默在家待着，但作为人，“以人为本”，要清清白白做人，不去迎合，要堂堂正正地写诗。

　　一个人的变化不要简单地批判，除非他背叛了。大家痛苦地活着，没有背叛祖国、朋友、诗，就应该受尊敬。

　　为了中国诗歌命运，也可以说为了国家民族命运，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我不会离开这个国家，还会继续努力奋斗。中国诗歌还在艰难跋涉，我是一个跋涉者。不少人比我年轻，也经历了诗歌之外的打击。我相信，在跋涉的路上，我不是孤单的。

　　2003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仍在苦苦跋涉》。我说：“在中国众多的诗人之中，在诗歌的创作领域中，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杰出者，但是我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虔诚的跋涉者。我虽平凡却十分坚毅。”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平凡却又坚毅、执著的人，一个很真实的人。

　　(本文作者为牛汉回忆录《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一书的作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