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边缘”了谁(杜学文)

　　现在有一个很热门的词，叫“边缘化”。特别是就文学而言，边缘化表现得更为典型。人们难以就一部文学作品形成集中的话语，作家们也难以靠一篇小说甚至是一部小说就红遍全国、出了大名。许多人写了很多东西，仍然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更何况，连小说的发行量也在下降，读纸质小说的人当然是比过去少多了。于是我们惊呼：文学被边缘化了！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不争的现实。人们对文学的关注度大大减弱了。时移势异，时代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人们获取信息进行精神享受的手段多了起来。比如大量的时间用来上网、看电视，不再像过去那样读文学作品了；其次是人们的生活节奏也改变了，大家的忙碌程度是30年前难以想象的。过去我们还有作家介绍某国人走路的节奏非常快，现在人家开始反过来批评中国人就知道赶，不知道享受生活。这么快的节奏确实也难以有心情去阅读，因为看表计时就已经很忙了。再次是印刷发行物比过去大大增加了。励志的、求职的、炒股的、算命的、心灵鸡汤式的等等放满了书店的柜台，不再是文学的风光时代了。

　　不过文学自身也是助推这种边缘化的“帮凶”，因为我们的文学也很少去关心老百姓关心的事情了。想当年还是一个中学教师的刘心武写了一篇几千字的《班主任》就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他从班主任和班主任的学生身上感受到了中国即将迎来的变革，典型的小人物大主题，震撼了中国文坛，当然是非常了不得。张石山写了一个性格倔强的镢柄韩宝山，表现了他不自觉地对极左思潮的抵制，反映了民心，预示了中国的未来。作家王蒙可谓是中国文坛的不老松，他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关注和表达不老，才形成了他纵横文坛数十年的风姿。如此等等，都是当时文学风光无限的重要原因。文学关注了人生，表达了民意，自然被民众关注。而今天的文学，当年的热闹和气概已不再了。有的致力于回顾历史，试图用自己的笔来再现过去的生活；有的擅长于写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婆婆妈妈；有的描写自我封闭的日常生活和本来无事的杯水风波；等等。对这样的创作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它们的存在也是文学的一种样式，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但问题是，我们的文学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关注度在大大减弱，对人民群众的愿望、努力、情感的表达远远不够，对中国正经历的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茫然不觉，我们在为时代提供思想资源和精神启迪等方面做得与人们所期待的还有很大的距离。那么，我们又如何让读者来关注文学呢？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不是人们边缘化了文学，而是文学边缘化了社会。这确实是需要我们警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