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的回顾——“人文精神讨论”再反思(郜元宝)

《生命之树》 里普希茨

　　●要说那场讨论有什么致命的缺陷，我以为还是真实的个人和个性的缺席。说了一大堆学问，主张，主义，搬弄了许多名词术语，只造成更加严实厚重的帷幕，把个人的真心牢牢遮蔽了。人文精神讨论应该有一个坚定的目标，就是呼唤真实的个人的到场。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当初参加“人文精神讨论”的情景还记忆犹新。那时许多问题并不清楚，但热情高涨，好像并非因为成竹在胸而参加讨论，倒恰恰因为胸无成竹，才要讨论个不休。

　　这样的讨论不能取得什么令人满意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但如今回过头来，仍然有几个问题，似乎并非毫无可谈的价值。

　　一、很佩服发起者们，他们大概也和我一样，仅仅因为对当时精神文化现象和相关社会问题有所不解、不满或不适，尽管并未在学理上作出充分准备，还是愿意大声疾呼，真诚地说出想说的话。事后发起者之一王晓明先生收集历次讨论记录和相关论辩文章，编成《人文精神寻思录》，其中就包含若干不同意见。这种关心现实的精神和包容异己的态度十分可贵，但好像也是那场讨论过去之后越来越变得稀薄了的东西。

　　二十年过去，大家没有忘记这场讨论，不断有人提起，海内外许多高校还有不少学者和研究生以此为题撰写论文，可见凡真诚严肃的讨论总会为人们所记取。在中国，像这样的讨论，不管水平怎样，迄今为止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少了。

　　但我绝不是说，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再那么来一次。倘若没有一定的积累和准备，倘若不是学术思想发展到水到渠成的地步，倘若不是心里确实有话要说，就随便发起一个讨论(像现在某些煞有介事的对话啊讨论啊商榷啊之类)，除了制造人为的热闹，吸引一点眼球，是什么积极的结果也得不到的。

　　二、尽管当时无论发起者还是参与者都没有想得很清楚，但大家总是努力把话说清楚，也总希望把对方的话听清楚。用一大堆谁也看不懂听不明白的名词术语吓唬人的风气，那时还不很流行。这也是那场讨论值得纪念的一点。如今，包括当时一些讨论者在内，可能学问越来越大，说话写文章也越来越令人看不懂听不明白了。

　　文风问题包含内容太多，对照二十年前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文风的变化，真是不胜今昔之慨。

　　除了学术语言，今日之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也大大超乎90年代中期的想象。虽然人文精神讨论过程中也有一些学者炫耀了不少学问，但大多数的兴趣并不在学问。那时候还有一些从八十年代而来的剩余的激情，是不能被如今高等院校里面冷冰冰的学问完全涵盖的。即使那时候谈学问的人，也万万没有料到所谓学问，会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三、讨论匆忙结束，虎头蛇尾，除了外在压力，一些关键人物后来心气浮躁，也是原因之一。反对和质疑的声音刚起来，就觉得受到误解和干扰了，或满脸不屑，或兴味索然，很快鸣金收兵。

　　中国学术批评界缺乏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更缺乏在不同意见甚至不怀好意的对话者丛林穿行、持久地走自己的路的毅力。在这意义上，人文精神讨论的参加者们面对过去时代那些执著坚定的“精神界之战士”，恐怕都要汗颜的吧。我们太爱惜羽毛，太注意自家形象，没有陈独秀那种以我辈之是非为绝对之是非的霸气，固然很好，可一旦发现情况不妙就默尔息之，稍遇缠斗就生怕于光辉形象有损，则恐怕也要归于“过于聪明”之类。似乎当初闪亮登场，只为博得喝彩，并不想引起争鸣，更不准备让讨论和争鸣持久化、日常化。

　　四、回顾二十年前那场讨论，人们很自然要问：发起者和参与者们而今安在哉？他们还坚持当初的提问方式吗？关于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与出处进退，关于市场经济，关于文化传统，关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关于学术规范，关于学术和文艺的独立性，以及是否要“被养起来”———诸如此类，当初所反对的，今日还反对吗？当初所赞同所坚守的，今日还赞同还坚守吗？当初所忧患的，今日还忧患不已吗？

　　我以为，不做这种追问，则一切总结、反省、回顾，都不会落到实处。

　　但这类问题又太尴尬。时间最爱作弄人，往往令人觉得今是而昨非，或今非而昨是，稍微照照镜子，自己也认不得自己了。这也并非什么高深的学术问题，而是小学生都能做的题目。现在文风越来越晦涩缠绕，是否就想回避这种小学生的令人尴尬的追问呢？鲁迅说过，读书人最好各自准备一个笔记本，记录说过做过的，不时拿出来看看。关于人文精神讨论，即使没这样的笔记本，各人心里都有一本账，但敢拿出来晒晒的似乎并不多。

　　“人文精神讨论”只不过为90年代中期以后人文学术发展开了一个头，后来的事情，功过与否，不能都记在这场讨论的账上。但既然参与者许多也是90年代中期以后思想文化界的主导者，因此这前前后后，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联系。

　　比如，继“人文精神讨论”之后，关注最多的是“新左”和“自由主义”，这是讨论之后知识分子的分化和重新站队，固然很重要，然而，是否比鲁迅所谓个人心里那本账更切己呢？未必。我至今仍然高度怀疑，新左啊，新右啊，热闹一时，果真有那么回事吗？难道一切都装进或左或右的笼子里，而左右之间和左右之外就空空如也、毫不重要了？过去别人给知识分子戴帽子，谢天谢地，这种帽子现在总算不常有了，但知识分子难道因此就发慌，赶紧要自己给自己制造帽子来戴吗？

　　任何帽子，包括“人文精神”，新左，新右，不管别人制造的，还是自己制造的，都太过招牌化、口号化、标签化、脸谱化、面具化、表演化，与个人的“文行出处”距离很远，和个人的真实想法和真实处境甚至完全不搭界。但也许正因为不那么关乎个体，这才大谈特谈？很可能就是这样。

　　所以要说那场讨论有什么致命的缺陷，我以为还是真实的个人和个性的缺席。说了一大堆学问，主张，主义，搬弄了许多名词术语，只造成更加严实厚重的帷幕，把个人的真心牢牢遮蔽了。人文精神讨论应该有一个坚定的目标，就是呼唤真实的个人的到场，然而除了当时和现在都被视为“杂音”的二三个人的“捉对厮杀”之外，剩下的就只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好听的说辞，个人的真心话，真可谓了无踪影。

　　五、讨论过后不久，我就写过一篇小文章，将人文精神讨论与现代文化史上其他几场讨论略加比较，认为人文精神讨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还不如过去那些讨论。听说此论一出，颇引起一些人的反感，甚至被北京的某编辑朋友目为人文精神的叛徒。

　　其实没有比较，就见不出高下真伪。这里我还想提到一些现代作家，再作一点比较研究。

　　周作人说“五四”以后出了不少“吃五四饭”的，就是躺在“五四”功劳簿上做官当教授的人。他认为，知识分子在“五四”前后呐喊鼓吹并不困难，那时发言空间相对宽松。比“五四”更重要更值得记忆和讨论的应该是“三·一八惨案”，不仅学生在“三·一八惨案”中有许多牺牲，“三·一八”之后军阀政府直接拿知识分子开刀，知识分子也因此发生了实际分化，所以真正深刻影响现代中国文化的不是“五四”，而是“三·一八”。可一直以来，人们就喜欢年年爬起来讲“五四”。“三·一八”吗？对不起，谁还记得！“五四”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成功者的光荣，“三·一八”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失败者的难堪，纪念前者，忘却后者，乃是人情之常。

　　鲁迅也有类似意见。表面上他很看重“五四”，但他每次谈论“五四”，都是为了提醒当初的“五四”领袖们不要言不顾行，不要忘记自己说过什么。鲁迅并未参加“五四”，更未曾把“五四”作为桂冠戴在头上。众所周知，他更看重“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他正在写系列杂感“无花的蔷薇”，刚写到第三节，就笔锋一转，剩下的篇幅全交给“三·一八”了。之后连续写了《“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等杂文，都收在《华盖集续编》里。“三·一八”对鲁迅本人的影响不止于这些愤激的杂文，正是“三·一八”之后不久，他就彻底告别北京知识界，开始了辗转广州、厦门、上海的所谓后期流亡与挣扎。

　　时代在前进，“吃人文精神饭”的毕竟没有“吃五四饭”的多，尽管有人为了搞清楚究竟谁最先提出这个“创意”而争得面红耳赤，但真正关心发明权专利权之类问题的，毕竟少而又少。新的诱惑太多，争论二十年前那场讨论的发明权专利权，已经意思不大了吧。

　　但另一方面，愿意记住类似“三·一八”那样重大历史事件的似乎也并不多。这是今天回顾二十年前那场讨论时不妨提出来，略微想想的一个附带的问题。

　　2013-4-24写

　　2013-5-23改2013-9-26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