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终结的人文之辩(张炜)

《太空象》 达利

　　●人文精神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是曲折多变的，不同时代当有不同的内涵，没有确切不变的定义，每个时代的人文主义者都根据所处的历史氛围和自己的认知，做出不尽相同的回答。它应该是一个时代无所不在的文化风尚，像空气一样吹拂，以至于无所不在。

　　是的，许多人还记得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一切仿佛就在眼前。可是屈指算来那已经是1993年的事情了，也就是说，过去了整整20年。时间过得真快，网络时代的光阴一转眼就溜走了。

　　今天回看那场讨论，有人会觉得言不及义、浮光掠影甚至空泛喧嚣。可是我却觉得那是一个刚刚开启的话题，保持了感性的活鲜和切近现实的温暖。它也许不是学术的和理论的，而是现场的和直觉的，是当代生存的深忧化成的一片吁喊和渐渐深入人心的自省。它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询问和探究：如何应对汹涌而至的物质主义潮水？由于这涉及到心灵和行为的双重检视，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将自己逼到穷于应付的墙角，又会在即问即答的匆促间疾走。

　　文学写作成为一个标本和话题，被频繁地考察和质问。于是那一场讨论更加有了质感也更加疏于学术。谁来发问？谁来倾听？这永远都是一个问题。

　　20年过去了，我们真的远远地告别了那场讨论，心安理得地忘却了吗？或者说一切早就不言自明，所有问题都在现实主义的隆隆行进中得到了解决、碾碎铺路了吗？恐怕绝非那么简单。当年的讨论自有其复杂的时代背景，而今这个背景却变得更为复杂了。人是有自省力的，所有连结着现世生存的隐忧和不安，都必然要时时泛起在心中，于午夜滋滋作响。然而今天我们重拾这个话题，就不得不对“人文精神”这个概念做一番简约的梳理。

　　人文精神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是曲折多变的，不同时代当有不同的内涵，没有确切不变的定义，每个时代的人文主义者都根据所处的历史氛围和自己的认知，做出不尽相同的回答。它应该是一个时代无所不在的文化风尚，像空气一样吹拂，以至于无所不在。

　　人文主义强调理性。理性是人类所独有的，是与直觉的欲望和兽性相对立的，人类要通过正确方式合理地实现欲望，保证自己和他人的权利共同实现。缺乏理性的放纵和泛欲，个性的绝对自由和扩张，以及仅仅按照内心冲动去行动的不负责任，只能走向反文明。

　　人类拥有自己的伦理道德生活，激发出更好的人性，由同情心和悲悯所激励，由经验感受所预示，促进我们完完全全地生活。责任和义务是自由人性的基础，对价值观和理想之重要性的理解，会随着人们知识和理解力的增进而不断地发生变化。

　　强调个体的内在价值和尊严，以及人的潜能的自由发展，对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把人类所处环境、人类的利益和幸福当成基础，并认为这种价值、尊严和发展是与相应的责任相一致的。个体在参与社会的同时，须保持怀疑和批判精神，尤其要对与理想相关联的事物保持审慎和清晰的判断力。

　　健康与成熟的个体生命，要以充分和完全的计划、深刻的决心和意义来激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在生存的快乐、美丽、挑战、悲剧甚至是死亡的必然定局中，发现奇迹和敬畏。人文主义是积极的、入世的，既不采纳实用主义方法论，也不做狭窄的学究，而是有着坚定渴求的信仰者。他们渴望一个彼此关爱的世界，以合作而不是暴力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使个体幸福最大化，使不公正和苦难最小化，把人从仅仅为了生存而奋斗的野蛮状态中解放出来。

　　进入网络数字时代，全方位的机器至上、技术主义以及由此导致的功利主义已经是愈演愈烈。现代人面临的一个巨大责任，就是怎样把自然科学从实用主义中解救出来。我们必须强调对完整的、具体的、鲜活的、实际经验的人类世界的理解，反对结构和解构。这时候经典文学作品更加显示了固有的审美强度和道德价值的深刻性，帮助我们在困乏的时代提供慰藉，在充裕的时代提供激励。

　　什么是经典文学作品？它应该指那些有力量逃脱时间的巨大湮没，从而得以幸存的作品，包含了被所有民族所有时代珍视的人性里的勇气、怜悯、牺牲、同情、忍耐和崇高，那些使人类得以存在下去的品质。这种阅读其实是人类进行的一种自我教育，它与社会现实和人的物质生存似乎无关，却关乎其内在的成长和完善，关乎每一个人如何在时间里独处和面对死亡，以及怎样理解这个世界的永恒性。

　　当年梁启超并非过高地预估了文学的作用，曾有“一国兴必先兴其小说”之言，与孔子的诗教观是一致的，即看到了文学对国民风俗和思想的润化作用。这种作用和后果是不可取代甚至短时间难以逆转的。纵观今日文事，或许已不可收拾，其精神沦丧与欲望满涨的物质贪婪互为表里。乌合之众围观声色犬马蔚然成风，众口铄金，君子潜行。

　　消费时代的媚俗，毫无底线地追求卖相已走入最下端，学术和艺术完全可以不要，良知完全可以不要。一种文化和文明必须保持的清贵、核心和高端品质，已经荡然无存。一个时代可能拥有的哪怕是极少数人的勇气、保守主义精神、怀念和巩固的力量，正在最后地涣散和消解。文明总要由一些人来解释，溶化坚硬的内核，让其渐渐消融到大众当中去。这个过程不可以逆向，不可能从下往上。物质欲望时代的犬儒主义将一切统统搞反：高的服从中的，中的服从低的，低的服从恶俗。只要乌合之众认可，就一定成为文化的胜者。

　　我们自己对堕落的快感并不陌生。在风中竟相吹拂欲望和诱惑的时刻，奢谈人文精神会令人侧目。我至今记得一次阅读：陆建德先生在为库切新书《凶年纪事》中文版序言中有过一段议论，说的是书中主人公在现世“凶年”的困厄中，不停地阅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多么背时的阅读啊！)，深感当下作为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其道德感已经变得可怕地低下了。这个人感到了深深的无奈和恐惧，不安和痛苦。陆先生就此说：我倒真期望这种痛苦来自我们中国的当代作家，那该是多么好啊。

　　我之所以不能忘记这议论，是因为它触动了某个敏感而痛楚的部位。我们处于什么时期？我们有过这种阅读和痛苦吗？我们为什么丧失了这种机会和可能？我们为什么不敢做出设问？我们甚至自觉地拒绝了这种阅读和稍稍接近的可能与意愿，因为这会伤害和妨碍自身堕落的快感———那种阅读中产生的自我苛刻哪怕有一丝丝现实的真实，也会让我们产生愧不为人的自卑感。这种感受真的难以招架。我们不仅不愿接近和仰望，而且至少还要向这种情形时不时地蹭一下(不是正面冲撞)，来表达自己可怜的勇气，掩饰自己的绝望和自卑。

　　具体谈论一己的写作，那些顺从纵欲之潮的血腥、阴暗、肮脏与下流，仅用艺术的全部复杂性和曲折性、现代主义的说辞来辩解已经苍白，多元和宽容的套话也不再适用。因为这须在某一个大前提下才能成立。任何人都会诘问你的立场，都有反抗和拒绝这一切的权利———在恶与黑暗的总量中添加了你的一份，你间接地伤害了我，你参与制造了我此刻正在经历的苦难。

　　说到这里该问一句了：1993年的那场讨论终结了吗？当然没有。我们这里没有，其他地方也没有。只要是有人类有生活的地方，就必有这样的讨论，并将一直进行下去，或隐或显地进行下去，永远没有终结的一天。　201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