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硬骨仍在诗中站立——痛悼牛汉先生(韩作荣)

　　惊悉牛汉先生于9月29日晨逝世，让我感到颇为意外、痛惜和哀伤。又一位受诗歌界由衷敬重、留下诸多撼人心魄的作品，并产生重要影响的诗人离去了，那高大的一米九的身躯再也不能立起，浑厚且真诚的话语再也不能倾吐，一颗饱经沧桑的赤子之心不再跳动。诗星陨落，后辈同哀，此时，我只能将一切事情放下，于伤感中写这悼念先生的文字。

　　今年7月上旬，我曾给先生去电话，就聘请他担任中国诗歌学会名誉会长一事征求意见。先生慨然应允，并就学会工作谈了他的想法，有力的支持与爱憎分明的立场让我十分感动。半个多月前，他又给我来电话，那是他看到《文艺报》上“中国诗歌学会召开常务理事扩大会”的消息之后，对我的教诲与叮嘱，先生对中国诗歌的关心、对诗歌事业的全身心投入，令我感慨。只不过话筒里他的声音有些含混不清，似乎说话已有气无力，让我感到他身体衰弱的迹象。我告诉他，诚聘名誉会长的证书正在制做，待出来后我将送到府上，并听取他对学会工作的肺腑之言。可没有想到，聘书刚刚制做出来，他竟然驾鹤西去，没能见到最后一面，让我深为愧悔。当我告诉妻子牛汉先生去世的消息，她责怪我说，有些事情是不能拖的，前些时候先生还打来电话，你就该去看一看他。是的，我真该早些时候去探望啊！我知道他身体底子好，无大病症，是经得起摔打的硬汉。前两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牛汉诗文集》五卷本时，在清华大学举办座谈会，他已经坐上轮椅，从门口挪到座位时颇为吃力；当时我问他的身体情况，先生称主要是腰的毛病，并无其他病症，因而我一直认为，即使行动不便，大抵也不会有性命之忧，却没有想到一个90岁的老人，如此高龄恐怕肌体已近油尽灯枯，随时都有辞世的可能。尽管我不愿意往坏处想，可现实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也过于相信他生命力的顽强了。

　　此刻，我眼前浮现的仍是他生前的样子，高大却痩弱的身躯上，是一颗强劲肃然的头颅，一张方中带圆的脸上，花白的头发向后纷披于颅顶，黑框眼镜遮不住两道浓眉，那眼神却是平和慈爱的，尤其是左侧鼻翼下的那颗黑痣，成为先生独有的标志。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他常说我的年龄和他的女儿一样大，话语亲切，让我也感到颇为亲近。

　　这个远祖为成吉思汗的骁将忙兀特儿的后代，乡村小学教师的儿子，从小就练拳摔跤，并痴迷于泥塑和绘画；15岁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16岁写下第一首诗的少年，1943年考入西北大学外文系，并在大学时代发动民主学运，因拒捕奋起反抗而被砸伤右额和胸腔，留下颅脑后遗症的诗人，其实是个少年时就与黑暗统治博斗的革命者，出狱后又屡遭追捕，于化名流亡中写下一首首披肝沥胆的诗篇。可一些呕心沥血之作，由于战争而遗失，成为永久的遗憾。

　　1942年，19岁的牛汉进入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期，如今留下的长诗《鄂尔多斯草原》，就是这一年发表在桂林的《诗创作》上，同时又在《诗垦地》《文艺》《诗国》《青年日报》《诗丛》《新地》等报刊上发表了诸多的诗作。而此时，作为陕西全省高中会考第二名的史成汉(后改名牛汀、笔名牛汉)，因拒绝在毕业典礼上集体加入国民党于深夜秘密出走，奔赴陕南城固。

　　城固这个小城对我来说是亲切的，1970年我曾在这里当兵，作为一个同样痴迷于诗歌的22岁的青年，我多年后才知道，27年前20岁的青年诗人牛汉，曾在这里西北乡的小学执教，这种相隔多年的“诗缘”，我也曾和先生谈起过。

　　随后，血气方刚的牛汉在西北大学与好友齐越殴打了学校三青团干部，被记大过一次。1944年末，校方胁迫他参加青年军，被牛汉拒绝，取消了公费待遇。当年的牛汉曾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办《流火》文学杂志、发动民主学生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其第一本诗集《彩色的生活》被胡风编入《七月诗丛》第二辑，因时局动荡未曾印出，直至1951年1月才由上海泥土社出版。1948年8月，他又奔赴华北解放区，在华北大学教务处工作；1949年随华大校部徒步进京，任职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的学术秘书；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在东北空军政治部文艺科，编《空军卫士报》文艺副刊；1953年调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部任编辑……

　　牛汉是1950年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了他敬仰并扶持过他的胡风先生，并于1951年至1952年与胡风就文艺问题通信近20封，恰恰是因这20封信，年仅31岁的牛汉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第一个遭到拘捕的人。在他遭受控制期间，他的同事、陈毅夫人张茜曾单独与其深谈两次，认为他绝非反革命，希望他经得住一切考验，令牛汉感念终生。

　　当年我还住在团结湖的时候，同样因“胡风案”而入狱的邻居严望，曾和我谈到狱中的生活，他说他最佩服的人就是牛汉，一身硬骨，在狱中仍体现了人的尊严，不像有的软骨头，点头哈腰的令人看不起……严望已去世多年，生前曾想找个老伴，却一直未能如愿，于孤寂中悄然身亡，令人叹息。

　　牛汉第一首深深地吸引了我的诗，是他发表在1981年1月号《长安》杂志的《悼念一棵枫树》，当时我读到这首诗，心灵被震撼了。这首和当时流行的直抒胸臆、以思辨和拨乱反正见长的抒情诗判然有别，一棵被伐倒的枫树的形象，那种开阖有度、打破韵脚的自由抒写，大笔的勾勒、细致入微的发现和恰切的表达，都有着深刻的寓意，令人叹服。随后，我又读到牛汉和绿原主编的当年七月派诗人的20人集《白色花》中他的作品，这本书与其间出版的《九叶集》，是当时诗歌界引起强烈反响的重要作品，读之令人眼前一亮，感到“诗还可以这样写”，感到中国的诗人不仅有艾青、臧克家、冯至等等，还有这么多曾被埋没多年的诗人与诗作。应当说，在朦胧诗之前，中国的诗人早就写出艺术品质颇高、有象征意味的诸多重要作品，只不过“出土”之后人们才发现罢了。

　　记不得和牛汉先生最早相识的时间了。1977年我任职的《诗刊》搬到虎坊桥甲15号原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编辑室的一排平房时，时在鲁编室工作过的牛汉已搬到朝内大街，主编《新文学史料》，一出一入，仍未能相遇。第一次见他，应是1979年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但不善交往的我并没有与他相熟，作为小字辈的编辑，列席会议旁听的我只能远远地崇敬一番，直至他获得1983-1984年度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新诗奖，那时该是初识，至今也已30年了。作为编辑，我编发过他的一批作品，自然而然地就熟悉了。与牛汉先生关系密切，该是1993年我与唐晓渡、西川、昌耀、邹静之等为编委编辑第一本《诗季》，丛刊在篇首发表了牛汉先生的长诗《梦游》的第一稿和第三稿，以及他的《我的梦游症和梦游诗》一文，并由晓渡写了一篇长文评介。其后我们交往颇多，20年来曾多次与诸多诗友一起为他过生日，他因病住院时也曾去看望。我任《人民文学》主编时，每年春节前都和他、郑敏、谢冕以及吴思敬、陈永春、刘福春一起聊聊天，吃一顿饭，似乎有点儿家人团聚的感觉。牛汉先生大多时间都叮嘱我，不能忘记写作，故我再忙时，虽写得不多，却一直没有搁笔，也是受他的激励。记得有一次我一时气愤说了几句过头的话，一向按捺不住自己的先生竟劝我“说话还是要有节制，不能随心所欲地乱讲”。想来这是他受苦受难多年得来的教训，那是发自心底地对我的爱护。

　　我曾和牛汉先生一起参加过多次诗歌活动，经常聊一聊诗，说说心里话。记得一次在大庆参加读书日活动时，他曾为我画了一张速写送我，虽只是简单的线条勾勒，我一直保存着，成为永远的纪念。

　　由于他的人品与诗品，牛汉先生在诗歌界广受爱戴和敬重。得知他去世的消息，一天之内我便收到全国各地诗人的诸多电话和短信，亦有带着哽咽的声音谈及这令人十分敬重的诗人，相约一起去八宝山为先生送行。

　　我还要强调的是，牛汉先生的一些重要作品，如《鹰的诞生》《毛竹的根》《半棵树》《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根》《巨大的根块》《麂子》《蚯蚓的血》等等，都是他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5年零3个月的劳动改造时所写。应当说，文化大革命中并非没有诗歌，除了朦胧诗之外，牛汉先生的这些作品，以及灰娃的一些诗作，都是真正意义上的诗，并成为他们的代表作，这应当引起文学史家和研究者的注意。这期间，并非只有分行排列的宣传品以及假大空的所谓“政治抒情诗”。或许牛汉先生的重要性，正从这些作品中凸显出来。

　　牛汉先生是极少的几位获得国际诗歌奖的中国诗人之一。他在十六届世界诗人大会开幕式上的发言《谈谈我这个人，以及我的诗》，曾引起与会多国诗人的强烈反响。是啊，一个经历过战争、流亡、饥饿、囚禁，种过地、拉过平板车、杀猪宰牛等繁重劳动的人，一生厄运不断，饱经沧桑和苦难，却靠诗歌拯救了自己，幸亏有了诗，有了巨大的精神支撑，才宣泄、消解了他心中的郁闷和块垒，对于牛汉先生而言，他是与诗相依为命，诗已成为生存的内在需要，已与他的生命融为一体。这是一位有骨头的诗人，一身铁骨承载着一生所有苦难的重压，跋涉在人生逆旅之中，他用满是厚茧和疤痕的手写诗，手与诗行都在隐隐作痛。他的诗犹如刻在甲骨上的文字那样深刻，并有着不可磨灭的伤痕和经得住时间检验的生命。他的诗，带着不驯服的性格、带着野性，蕴含着深重的苦难，在被捕猎的命运中挣脱出来，有如汗血马，“四脚腾空的飞奔/胸前才感觉有风”，“浑身蒸腾出彤云似的血气/为了翻越雪封的大坡/和凝冻的云天/生命不停地自燃”；这是流尽最后一滴血，用筋骨还能飞奔千里的宝马，诚然这是悲剧。写到这里，我又想到他的《半棵树》，被雷电从树尖到树根劈去半边的树，春日里仍直直地挺立着，长满青青的枝叶，仍如一棵树那样伟岸。“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因为他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这是诗人写于1972年的作品，这就是牛汉的形象，亦写出了一代高洁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顽强的生命力，以及由于高直而无法改变的结局，这种重生命体验与感悟人生的写作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和我的诗之所以这么顽强地活着，绝不是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中走出来。”故牛汉先生的诗亦总在追求遥远的艺术境界，有如他梦游般望见一个个美妙的远景，“空旷总在最远方/那里没有语言和歌/没有边界和轮廓/只有鸟的眼瞳和羽翼开拓的天空/只有风的脚趾感触的岸和波涛”……就这样，一个由于遭枪托击打而颅内淤血压迫神经、被梦游症折磨70多年的诗人，他的诗境已与梦境结为一体，既真实而又虚幻，他已分不清是在梦游还是在写诗。我知道牛汉先生的心里很苦，多年的厄运在他的内心与生活中留下的阴影，即使有诗为之发散，恐也难以明朗起来。他是多么渴望活得完美，没有悲痛，没有灾难，自由而幸福啊。在新疆，因为瓜果含糖量高，他狂吃不已，因为他吃过太多的苦，需要甜蜜的补偿；在夜里，他写作、读书，因有诗书相伴他不寂寞，却倍感孤独，于清冷中望着窗外的黑夜，思绪万千，又该向谁诉说？或许，只有与他的小外孙女在一起的时候，每天接送她上学、放学，他才有了欢乐。他后来常常穿着外孙女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来送他的夹克衫，说起来也颇为自豪。他晚年再婚，我曾让他请喝喜酒，他板着脸说：“别闹。”想起来，他是太需要温暖，太需要有个人说说心里话了……是啊，一个经历了太多逆境与苦难的人，一个夜夜读书，早晨去公园转一圈，回来时而玩味书柜上的小石头继而写作的人，一个80多岁还骑着自行车外出开会的人，人们看到的是他高大的身躯、正直强硬的性格和沉甸甸的诗篇，可有多少人能洞悉他柔软饥渴的内心？

　　自然，牛汉先生不仅是革命者、早慧且卓有成就的诗人，他还是著名的编辑家。当代文学史上一些著名的作品，《朱自清诗文选》、《殷夫诗文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田间的《给战斗者》、《艾青诗选》、萧军的《过去的年代》、陈辉的《十月的歌》、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浩然的《喜鹊登枝》、郭沫若的《骆驼集》、冯至的《十年诗抄》、臧克家的《欢呼集》、郭小川的《月下集》等等，都由牛汉先生作为责任编辑出版成书，其中一部分，甚至就是他代为编选的作品集。1978年他参与筹备《新文学史料》工作，1983年起担任该刊主编多年，经手发表了诸多颇有价值的史料文字。1985年，他又与丁玲共同创办文学杂志《中国》，担任执行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在两年中，推出了残雪、格非、刘恒、庞天舒、方方、西川、翟永明、唐亚平、廖亦武等青年作家和诗人。应当说，作为编辑家的牛汉先生，以其卓越的识见、文学的敏感，推出了诸多的名家名作和文学新人，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出重要贡献的前辈。

　　可他就这样离去了。9月30日下午，当我和大卫、雷人一起去他家中的灵堂吊唁，送上诗歌学会的花篮，泪眼模糊的我已看不大清墙上照片中的形象，深深的三鞠躬之后，哀伤之情难以抑制，说话都变了声。看着鲜花之上遗像之下堆垒的他平时喜爱的石头，让我想到即使有石头一样坚硬骨头的人，终有一天也会倒下，自然规律是无法背逆的。

　　如今，牛汉先生自己也化作了空旷的远方，他的躯体亦将化为烟尘，进入他梦游时所想往的境界之中。然而，他的骨头仍在他的诗中站立着，不会倒下，而是成为中国诗歌优秀的遗产，供我们阅读、研究。

　　我相信，牛汉先生是为数不多的被诗人们长久怀念的诗人，他的人仍活在诗中，在纸页中和我们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