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人”黄宗江(唐斯复)

　　越是熟悉的人，越是难书写。“歌功颂德”黄宗江的文章，一直举笔难下拖了数年，如果再不完成，会令我非常歉疚和不安。

　　从哪里写起呢？只得向他的作品求救，当从书架上把他所赠的“签名书”都抱下来的时候，一个曾经的情景出现了：“宗江老师，您出了那么多书，快‘著作等身’啦。”“别等身了，等脚丫子就知足吧。”在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座谈会上，听他评论一出川剧，我说：宗江老师，我这才体会到“口若悬河”的定义。从此，他将我封为“知音”。戏剧类的座谈会，只要看我进门，他便右手一举，向主持人要求：“知音来了，我发言。”宗江老师的发言确实精彩，他谈戏有激情，褒或贬观点鲜明，有时候夸奖一出戏一个演员时显得有点夸张，那是他的语言风格，但是，决无矫情和奉承。一天开会我将近中午才到，他问我干什么去了，我回答：给您扫墓去了。他一愣，立即露出笑容：“哦，哦，好好！”我家的长辈多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他的夫人阮若珊老师去世后也安葬在那里，三个女儿为他们夫妻做的是双穴，墓碑上刻有两个人的名字，“黄宗江”三个字是红色的(表示此人健在)，每当为前辈扫墓，都会去给阮若珊老师鞠躬，免不了捎带上宗江老师。宗江老师待人接物十分随性，晚辈面对他“没大没小”，谈话无所顾忌，放松自在。

　　有评价黄宗江“一生神奇”，或是一生“传奇”，我却体会，宗江老师一生的经历“离奇”。“我从小被大人领着进戏园子，看过梅兰芳、杨小楼，直至陈德霖、龚云甫、王长林……我自幼就迷戏，想长大了就干戏。最早想当个街头耍木偶的流浪艺人，再就是进京剧科班学艺，因为嗓子属破锣而作罢。”

　　戏迷

　　1938年他从天津到北京进了燕京大学西语系，“自己在校园的生活可以说是演剧为主，读书为辅，更准确地说，以爱情为主。我十七岁了嘛，我是带着爱情来的。”与他一起进大学的是他南开中学的女同学。“后来发现这个女孩心里没有自己，便服药自杀——生活和戏剧不分了。当然，我没有死。又选择了戏里常见的结局：出走，一走了之。事后自我反省：面对大时代，纠缠小儿女，我实在感到自卑了。有的同学刺杀汉奸，有的同学到西山打游击……我非走不可了！”连校务长司徒雷登都留不住他。

　　二年级没有结束，他离开北京去到上海，下海当了职业话剧演员。一定是在天津南开中学时，跟着曹禺大师演戏获得点拨，在上海仅两年便声名鹊起，曾有题为《贵在得人物之神韵——忆当年黄宗江在上海舞台上》文章见诸报端。当人们开始追捧舞台上的黄宗江时，他却消失了——转身出现在重庆舞台上，与谢添、蓝马、沈扬并称山城剧坛“四大名丑”。1944年秋，湘桂失陷，他愤忧国事，再遭失恋，告别重庆，远走了。这回可走得真远，参加千名老兵组成的“中国赴美参战海军”到美国受训，在迈阿密、关塔那摩学习基本海事，游弋了古巴、墨西哥、巴拿马……1946年返回南京下关。他所著《我的坦白书》透露：在迈阿密与一个纯洁的美国女孩又谈了一次没有结果的恋爱，碰杯而饮，握手而别。日后，凡燕京大学校友聚会，黄宗江是积极的参与者，他是资深校友，曾在未名湖畔断断续续转悠了九年，但是，没有得到一纸毕业证书。求学期间，南下演戏，太平洋彼岸当海军，决定返校上课又得了肺结核，继续休学养病……终于没有完成学业，不久，这所美国人办的学校被取消了。

　　黄宗江是铁杆戏迷，剧场里的戏迷看戏本身就是一道风景。美国夏威夷大学戏剧系金发碧眼的魏丽莎教授，带着一帮老外学生到北京演京剧《凤还巢》。这样的场合黄宗江是决不缺席的。通常北京戏迷对“叫好”是吝啬的，但是，发现演出真的好，那不惜力的呼叫声能把剧场的屋顶掀起来。黄宗江看时激情难捺、手舞足蹈：“太好了！生旦净丑，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一招一式，都合规矩，没半点露怯。真是太逗了，太绝了，太是那么回事啦！”那天夜里他肯定难以入睡。2003年4月9日“非典”袭来，北京街头冷清无人。那晚正是上海京剧《大唐贵妃》演出，坚持看戏的观众都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其中准又有黄宗江。第二天召开座谈会，与会者被要求戴上口罩。同时刻正是吴祖光的告别仪式，黄宗江却选择戏剧座谈会，他有个开场白——“我心中默念：对不起啦，师哥，我得跟您告假，我得赶场去保利大厦，为活人，为当今的角儿，为梅派的后继有人，去祝贺、去道乏、去说上几句。”他带来一篇文章，《继往开来——大唐贵妃赞》，将京剧新剧目创作的“旧中见新，新而有根”的概念，阐述得热情又准确。他是北京“高级”戏迷队伍中的老将。

　　戏子

　　年轻时，看似黄宗江做事没准谱，但又不能否认他是被战争岁月推着走的，他与同时代的热血青年一样，寻找有意义的生活。他思维跳跃，不受拘束，似乎国界、省界、学界、娱乐界，在他，没有界限，可以随意跨越。看似他“天马行空”，实际上，他被一个“戏”字牢牢牵住。十岁时以“春秋童子”为笔名，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独幕剧；以后的岁月伴随着的是舞台生涯。1946年从迈阿密回到南京下关，他萌发写剧本的欲望，旋即伏案疾书，话剧本《大团圆》诞生。八十年，笔耕不辍。他的电影作品有《柳堡的故事》《海魂》《农奴》《秋瑾》《激战无名川》，散文集《卖艺人家》《花神与剧人》《你，可爱的艺术》《人生知己》《小题小作》《悲欣集》《戏痴说戏》《老伴集》《我的坦白书》，还有仍在襁褓中的舞台剧本若干。20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他去了冰天雪地的朝鲜；60年代，抗美援越他进入越南的热带雨林；写《农奴》去世界屋脊西藏；写《海魂》再惊涛踏浪；祖国的南北东西，无不留下他的足迹。不论形式样式，所有作品的核心均为“戏”，写的是“戏”，评的是“戏”，颂扬的是银幕内外舞台上下、创作出优秀作品的戏人们。在创作领域，他全方位出击，耍棍弄枪，犹如一个“孙大圣”，但跳不出“戏”的大圈圈，悠然自得，乐在其中。

　　美国奥尼尔(尤金·奥尼尔被称为美国戏剧之父，代表作有《天边外》《榆树下的恋情》《悲悼》《长日入夜行》等)戏剧艺术中心主席乔治·怀特，每年夏季会邀请各国同仁在作家故居聚会。黄宗江四次被邀请。最初，怀特请他的邻居来做翻译，当与黄宗江接触之后，那位邻居回话：他的英文比我还要好！在那里，黄宗江和英若诚用英文“舞台阅读”昆剧《十五贯》中“测字”一折，黄宗江还来了一个“娄阿鼠”的高难动作，把在场的人们惊呆了！

　　黄宗江兄妹，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父母有修养，时时告诫子女：“要做好人。”他们便以此为准则，做人行事。他们又是家喻户晓的“卖艺人家”，黄宗江老大，小妹黄宗英，老末叫个黄宗洛，黄宗汉也是文化界的能人，二弟黄宗淮因病和“文革”遭遇摧残而早逝。他们四人在艺术上资深，有建树，有名气。黄宗江是大哥，小妹是他带着到上海从艺的，是领路人；黄宗洛生前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个子小，相貌有点异样，在剧院只摊得上演个小角色，大哥不太把他当回事儿。为此，黄宗江受到过“惩罚”——有一回黄宗江坐的出租车司机违反交通规则，被警察截了下来，司机让他出面说说情。“我是黄宗江，急着赶路，您高抬贵手放行吧。”“黄宗江？没听说过。”“呃！？”“知道有个叫黄宗洛的——”“我就是黄宗洛的大哥。”“您兄弟现在可火，见着了带个好！行，往后开车注意点，走吧。”不久，他们兄妹四人联袂出现在电视剧《大栅栏》剧组，在京城引出一段佳话。其中最兴奋、戏瘾最大的是黄家老大。

　　2010年10月，盖棺时对他的评价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电影艺术家、戏术家、文学家。他数十次出访，担任国际电影节评委，担任欧美大学的客座戏剧教授，为中国戏剧文化传播作出重要贡献。

　　戏痴

　　风流倜傥、潇洒多情的才子，一夜之间，变了个人。经历情感坎坎坷坷，黄宗江突然觉悟需要有个家，需要有个安身立命的窝儿，而窝里的那个她是“穿着蓝色棉袄罩衣和棉窝(鞋)、剪短发的女子。是离过婚的两个孩子的母亲”。这正是生活中的阮若珊。她“一二·九”时就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后赴太行山，又下沂蒙山，是一位老八路。她是山沟里出身的演员，后任广州军区前线话剧团团长，中央戏剧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1956年6月1日，黄宗江给她写了一封万言求婚书。一个军队剧团创作室的创作员，非党员，竟向剧团领导、老革命求婚，这事只有黄宗江敢想敢为。阮若珊原以为是哪一个团员写的思想汇报呢，看着看着，被打动了——“您在我心里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我也不是先有‘主题’再去寻找您的。您与我近年来所憧憬的一种形象暗合，您就是我景慕的人，一种饱受生活教训而仍然热爱生活的人。我亲爱的同年的姊妹，我相信您完全理解我这句没有说清楚的话。”两位三十多岁的中年人，免去年轻人谈情说爱的过程，在南京玄武湖定情，1957年新年他们便结婚了。看似完全没有共同之处的两路人、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在一起度过漫长的岁月。黄宗江求婚成家再不是“生活和戏剧不分”，而是生活本身富含着戏剧性，此时的突变将人生戏剧推向高潮。在他们家，只听见宗江老师一个人滔滔不绝说话的声音，而若珊老师总是眯着眼、笑嘻嘻地看着他。这封信“文革”时找不到了，不然，将会受到怎样的践踏！它藏身在一堆烂纸当中，让信的主人享受“失而复得”的喜悦。宗江老师交给我，很快，文汇报做了整个版面的报道。他连声说：“好！好！”若珊老师则反映：“干嘛公之于众？给孩子们看看就行了。”2001年老伴去世时，黄宗江说：我们一同生活了45年，虽未及金婚，也接近了。

　　宗江老师善于突发奇想。我父亲是戏迷，是精通京剧、关心京剧的内行捍卫者。1990年他病倒了，在病床上念叨着“于魁智”的名字，我设法通知于魁智，他匆匆赶到医院，在枕边为老爷子唱戏，使我父亲精神大振。事后，我将此事告诉黄宗江。他立马来劲了：“我得想想在弥留之际也呼唤一个人，谁呢？”他十分感慨，决定写一篇文章，以作纪念。之后，他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我的文章写好了，你爸爸怎么样了？”“我想好了，弥留之际呼唤闵惠芬。你爸那里有什么动静吗？”“老爷子还活着吗？”他要在我父亲逝世之际发表文章，弄得我哭笑不得。不久，王佩瑜出现了，在一个座谈会上，黄宗江改口：“我弥留之际呼唤王佩瑜！”

　　渐渐地，宗江老师衰老了，但他听说我与上海昆剧团一起制作全本《长生殿》，欣喜异常，走路颤颤巍巍地到上海看戏，一连四天，兴趣不减，热情称赞。那是2007年春夏之交。不能确定这是否他最后一次看戏。之后宗江老师来信：最近多在家，因为耳聋眼花，往后“戒戏啦！”但他的生活中是不能没有戏的，爱戏之心从未泯灭，于是“遗愿”迭起：最后要演一次独角戏《天鹅之歌》，半夜的空舞台，走上一个终生不得志的老提台词员，他一个人，终于站在了舞台的中心，他朗读莎士比亚，享受一生期待而又没有得到的舞台上的辉煌……

　　他嘱托我组织人员将音乐剧文本《古舟子谣》搬上舞台，将话剧本《南方啊南方》搬上舞台，以解心中的“戏剧情结”。他又想与老朋友卢燕合演《空台赋》，就两个演员，老了，在话剧百年之际，一表“百年一觉空台梦”——

　　男士：我还有话说，好像有一百年的话要说。

　　女士：别说了，留着下辈子说吧……

2013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