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如何重建人文精神？(何晶)

　　学者、专家参与“人文精神再讨论”

　　新媒体时代，如何重建人文精神？

张滢莹 摄

　　20年前，由上海学人发起的“人文精神”讨论波及大江南北，影响深远。当时所涉及的问题如：市场经济与人文精神是何关系，市场经济导致人文精神的丧失、还是促进人文精神的生长，当今中国需要提倡什么样的“人文精神”等等，使人们对市场经济给精神生活产生的正负效应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和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如今，整整20年过去，市场经济的快速推进，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当初指涉的人文精神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人文精神在当下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面临着什么新的冲击？人文精神又该如何重新建构？种种问题，使得一场深入、严肃的思想碰撞和理论探讨应运而生。

　　9月21日上午，本报与上海大学影视学院联合主办的“新媒体时代‘人文精神’重建与弘扬——人文精神再讨论”座谈会在上海大学举行。会议由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郝雨、本报副主编陆梅主持。本报社长、主编陈歆耕致辞。郑涵、李建军、肖鹰、吴亮、郜元宝、杨扬、黄桂元、张生、何言宏、黄惟群、龚静、田建民、王国平、舒晋瑜、周荣池等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文化市场化，人文精神失落的根源？

　　如果说对人文精神失落的忧虑源于市场经济的兴起，那么到了市场与资本迅猛发展推进的当下，人文精神在社会生活中的处境是否更为艰难？新媒体时代文化产业化成为大势所趋，文学市场化成为行之有效的一种文化生存样态时，我们的文学、文化界，对此是否还有自己的话语权？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坦言，作为一个人文研究者，自己越来越对当下的许多社会现象“无语”，“这些社会现象跟我们的研究领域相关，但是我们却无法对此发声，即使发声实际上也产生不了什么效果，我们没有办法去解读它”。他以今年文化界的热点事件——郭敬明《小时代》电影引发一系列文化争议的现象为例，阐释了人文研究者在当下社会现象中失语的内在因素。肖鹰认为，我们一些正面主流的文化评论在面对郭敬明时，可能还没办法找到自己的话语体系来面对一个完全市场化的文化活动、或者说完全市场化的文化社会。

　　如何才能在这种文化市场化下重新赢得对文学、影视作品乃至各种文化现象的话语权？在肖鹰看来，恐怕还得对文化的市场化有一番更深入的研究认识。他提到当下文学市场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文学向市场转嫁，原来属于精神价值导向的文学，在新世纪以来竟然开始向市场寻找读者、迎合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兴奋点，它的人文意义完全转化为市场需求。郭敬明就是这种文学转嫁市场的产物，他代表了高度市场化的文学形态。“在对郭敬明做文本解读时我们发现，我们掉进资本的陷阱里去了，郭敬明是一个超文本的逻辑，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资本市场整合营销的行为艺术，在这个前提下对他的阅读，文本的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他拥有的是作为一个资本打造的畅销符号、作为青春文学的畅销符号，具有的一种巨大的、超人的甚至准神话的、准神性的吸引力。”郭敬明式的资本化青春文学，已经远远失去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和《麦田里的守望者》这类青春文学经典著作里那种与社会、传统、甚至群体之间存在的反叛的张力。

　　肖鹰认为，当下谈人文精神，最重要的还是要面对一个资本化的文化界，“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将资本化的文化界理解到位，也才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把郭敬明这样似是而非的青春文学解读清楚”。对他而言，“作为人文学者，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还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把文学从资本那里做一种解读和解救，人文学者的使命和责任，还是让文学回归心灵、回归自我、回归精神”。

　　那么，市场化和资本是否就真的完全否定了人文精神的价值、挤压了人文精神在社会生活中的空间？市场化与人文发展究竟能否并存？即使肖鹰在忧虑文化市场化的同时也承认，市场化本身并不是坏事，市场化实际上和人文发展是并提的，一体两面，市场化强调尊重个体，以个人的价值为中心，这正是人文精神的其中之义。《上海文化》主编、评论家吴亮则认为，当下的社会生活实际中，人文精神的问题其实正在于一切都不够市场化，或者说没有做到真正自由的市场化。在他看来，人文精神的失落并不是市场经济、资本造成的，更重要的是当下的中国用科斯的话说“思想市场”没有开放，“为什么这些年来中国原创力严重匮乏，为什么不出大师？就因为中国是一个没有思想竞争的社会”。他表示，人文精神的重建在于人的思想、内心价值的重建。

　　知识分子应当承担起人文精神重建的责任

　　“由于知识分子的失职，因为知识阶层的不作为，导致当下人文精神的危机几乎蔓延到社会生活中的所有角落，而且这种危机比许多年前严重得多。”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建军的话无疑代表了当天多数与会学者们的感受。一个社会人文价值失范、人文精神式微，知识分子究竟应该承担多少、又该担负起怎样的责任？作为引领社会风气、引导精神价值取向的作家们，又应该写出怎样的作品来不辜负这份重任？评论家们又能为当下的人文精神重建做些什么？

　　在李建军看来，影响人们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知识群体是作家，尤其是具有主导性作用的“50后”作家，但他却并不认为这一代作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50后’这一代人从知识构成、到人格成长、到情感方式都存在残缺，他们作为小说家却基本上不太会观察人物的内心世界，不会去细致地写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写人物内心世界丰富、复杂的情感感受，他们只是用一种极其任性的方式一意孤行地去写人物”。

　　“爱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和灵魂，当作家深入地去体贴人物的个性，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有认同，那么人物的痛苦就变成了作家自己的痛苦。但是这一代作家，我们看到的是叙述者像一个暴君一样处理他的人物，而且里面的人物也不懂爱，从作者叙述的语言中所传达出来的情感态度，也看不到对这个世界任何的体恤和爱，那是一个冷漠的、混乱的、残酷的世界。”对李建军而言，只有作家从内心里爱人、尊重生命、尊重个体，他的作品才能对人们的生活、精神产生正面的导向作用。“50后”一代作家，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中起着中坚作用，李建军认为，将他们整体当作个案来研究，对我们当下的文学、至少是文学的人文精神的重建、文学危机的克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与作家以作品创作引导社会精神导向相对的，文学批评家们应该从更高的理论层面进行人文精神的重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坦言，对当下的文学评论并不满意：“今天的文风要么是你好我好，要么用一些谁也不懂的东西，学术界自己抚摸，别人不能介入。”而且当下的文学评论有一个共同点———不批评作者，“评论家们批评作品，研究作品，研究时代社会，就是对作者交白卷，好像不约而同地回避对于活着的作家的任何批评，而中国古典文学的批评好就好在首先把作家的形象描写活了”。这些无疑对文学批评的生态是有害的，会遮蔽文学评论应有的价值。

　　在郜元宝看来，当下的文学评论必须正本清源，回归到它最基本的东西，才能够谈及人文精神在这个层面的重建。“文学和艺术一样，都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东西，无非就是虚荣、真诚，胆怯、勇敢，美好、丑陋，空、不空，这些才是文学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文学评论最基本的东西。”“中国的文学批评，我们是有责任的”，对郜元宝而言，这种责任在于“在自己的领域内把问题澄清，讲一点你自己认为有把握的话就行了”。

　　与李建军和郜元宝认为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对人文精神重建负有责任不同的是，同济大学教授张生抱有怀疑态度，“工业化生产制度、生产方式一旦来临，不可逆转，我们采取任何的方式都不会有变化，所以也不必为人文精神失落而焦虑”。在他看来，当下的人文精神有了自己新的形式，“表面上人文精神好像丧失了，我们为它唱一句挽歌，但一种新的人文精神，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新文明的转变而出现，只不过与我们习以为常的西方文艺复兴时候的精神是不一样的”。因而，他认为“不能把作家、学者再当成这个社会的导师”，作家和学者在当下多元的人文精神下，已经被剥下了崇高的外衣，当下的人文精神重建依靠的是，“人们通过现代文明自己教育自己”。

　　人文精神重建，有赖于皈依个人修炼

　　人文精神的讨论已经过去20年，仔细分辨这些年来整个社会中人文精神是否仍有留存彰显，又是否有所积累？答案恐怕并不令人满意，或者说让人悲哀，人文精神在整个社会生活里全面退却。那么，人文精神的重建是否该转向个体的实践？能否从社会的宏大场域中返回到个人的外部生活和内心思维情感的各个层面，以期积少成多最后蔚为大观？或许是一种可能。

　　“生活也好，做学问也好，都是一个个人的行为，个人的行为里面有每个人的审美取舍、审美标准，包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确实只代表你自己，不代表别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扬认为，当下的人文精神发展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承认个体差异。他指出当下文学评论中存在的一种倾向，喜欢就某一个问题达成默契，似乎达成默契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而评论界的群体作战也不鲜见。在他看来，文学评论恰恰因为有不能达成默契的东西，才能够有文学评论的多元样态和丰富见解。“如果我们的文学艺术像以前那样，都是以同样的景象、同样的景观呈现给我们的话，想想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创作？”对于杨扬而言，当下的青春文学写作，尽管要考虑它是不是成熟、是不是能行，但无疑提供了新的东西。因而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当下的文学批评应该有一个大的尺度，同时也要有多样的尺度和变异的尺度。

　　这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何言宏的感触不谋而合，“中国独特的历史变化、社会变化中，我们每一个个体，思想道路、命运体验都非常的漫长，20年来的时间里，对每一个个体的研讨，能够切实地考验人文精神的基本状态”。对他而言，这种个体的研讨，应当回到社会结构中来考察，“诊断每一个个体，怎么在这个结构中到达他现在所处的位置，将包括尊严、价值、信仰的确立、道德的重建在内的等等问题，回溯到对每一个个体的思考，思考别人的同时也自我思考，通过这种思考和自我思考、诊断和自我诊断，才能够使人文精神的探讨深入和落实”。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作家龚静看来，与其对人文精神进行理论化的阐释，不如具体而微的实践，“人文精神要谈，但基本更要做”。具体而言，就是在人文社会的架构里做一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究其根本来说就是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生活、行为、思想、尊严这些东西给予最基本的肯定和尊重。龚静认为，这有赖于日常生活中个人的内在修炼，“每个个体都是造成社会问题的因缘，我们要有信念、有持守、有反省觉知，解决好自己的内在问题，对人、事、历史、文化、现实或多或少有一些关照和思考，其实也是一种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