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还是罪人？(袁伟超)

《张学良与张大千的晚宴》张国立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元月二日，蒋经国带着他的十一位民间友人“微服私访”，光顾花莲液香扁食店。这是台湾民众第一次通过电视看到地区领导人如此富有人情味，一扫过往蒋中正时代的政风。小蒋在他上任后，台湾气象一新，密不透风的戒严似乎也出现了一丝裂痕。但是情治单位却并没有因为蒋“总统”这场做秀意味十足的“晚宴”，而放弃对另一场晚宴的监控。

　　那就是台湾作家张国立的新作的中的“张学良与张大千的晚宴”。此时的张学良已被前后幽禁了43个年头，称其为英雄者有之，骂其为罪人者亦有之。这场恰逢敏感时期并且早已牵动情治单位神经的晚宴，又会掀起多大的波澜呢？

　　张国立说，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是为了记录这一场传奇式的晚宴，也是为了献给他自己心中的张学良。可他的落笔之处却并不是张学良本人，而是晚宴之外的群像——鲁台生、梁父还有李主任，梁如雪则是作者用来梳理故事线索的镜头。那些随着国民党一同转进台湾的外省人，早就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张学良发生了交集。没有张学良和西安事变，兴许就不会有梁如雪，更不会有“鲁台生”这样一个名字。而这四人却以这场晚宴为契机，一起走进了张学良被囚禁的晚年。

　　是英雄？还是罪人？这是一个问题。对梁如雪而言，两个象征父系权威的人物——父亲和上司李主任，代表了对张学良评价的两极。

　　梁父是孙立人旧部。孙立人素来有“被囚禁的第二个张学良”之称。梁父很自然地把自己对孙立人将军的崇拜投射到了张学良身上，认为少帅“当初上了蒋介石的当”，全面抗战没错，只是行动上有瑕疵。不论是在东北还是在西北，比起那些见风转舵的禄蠹，张学良是圣人。书上写的不过是被国民党改写的秽史。

　　而另一边的李主任，则是戴老板的学生。在他的眼里，张学良“阴谋推动西安事变”，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如果不是张学良破坏了蒋公先安内后攘外的战略布局，他们决不可能至于转进台湾。张学良的义气，不过是“小人小义，竖子不足以成大事”。

　　曾几何时，站在历史转折点上的张学良也面临过一场哈姆雷特式的抉择。当时张学良究竟经历过一番怎样的挣扎，我们无法读到；那张令情治单位踏破铁鞋苦苦追寻的电报究竟是否存在，现在也已不可考。我们唯一可以知道的是，张学良做出的决定，改变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轨迹。小说中，自从被软禁之后就开始研究明史的张汉卿，则在晚宴的尾声，以这样一句话总结自己的一生：“两字任人呼不肖，一生误我是聪明。”老人的神态宛如在一部活着的历史书上，写满了无尽的自嘲。

　　另一边的鲁台生则是作者自己的影子。这不仅是因为作者有着和鲁台生相似的经历，更因为鲁台生向张学良提出的那些问题，在作者多年之后对张学良的采访中，得到了回答。小说中梁如雪的男友赵岗与鲁台生有过这样一段对话：“你不想问西安事变的真相？不想问共产党怎么策动他犯下这滔天大罪？还有，像是日本军入侵东北时，他到底在干什么？”“问那些要做什么？都过去了，当然要问现在的事情，采访才有意义。”

　　也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答案的是与非、对与错，而在于我们从一开始就问错了问题。

　　这也许就是作者想借鲁台生之口告诉我们的吧。是英雄？还是罪人？人们总是执著于问：是什么？为什么？可这样的问题又有多大的意义？如果日本人没有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也许后来的张学良就能够如愿以偿地出国学医，从此这世上多了一位医师，少了一位军人。然而，历史却容不下这样的假设，人们试图用自己的理智去挖掘、解释它，结果必然是徒劳无功。如果真有一双上帝之手在书写人类的命运，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来自于冥冥之中的不可捉摸，那是对人类理智的嘲讽。“这是一本小说”，作者在序言里如是写道。这就意味着，对于张学良的功过、西安事变前后的种种内情……这部小说不会给出任何答案。张学良已经过世，老人留给我们的只有历史的迷思。

　　张学良晚年的缄口不言，注定会将历史的真相与他自己一起带进坟墓。当这位历经百年沧桑的老人坐在木制躺椅上观海听涛，看着夏威夷的海滩日出日落时，背负赞誉与骂名的他心中正作何感想呢？

　　想必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