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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环境与评论氛围(王纪人 荣广润 郝雨)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9月30日10:00 来源:解放日报 王纪人/荣广润/郝雨

  编者按:2012年以来,上海加大了文艺评论工作的力度,整合资源与平台。近日,上海市文联组织邀请了各领域文艺名家广泛开展评论活动,激浊扬清,弘扬正气,期冀共同创建更好的评论氛围和更优的文化环境,本刊撷取其中精彩部分予以发表。

  由阅读代沟想到的

  王纪人

  代沟也即世代隔阂,是指不同代之间由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差别形成的隔阂、裂隙、鸿沟乃至冲突。对此,现在的人大概都会予以承认,因为许多事实已经明摆在那里,即使你不认可,也不得不承认。

  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世代隔阂的时间距离似乎愈来愈缩短,竟有 “三年一代沟”甚至 “两年一代沟”之说。好多年以前,一些高年级的大学生曾反映,刚入学不久的低年级新生与他们就很不一样,说明此说非虚妄也。

  这同样反映在阅读方面。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一些女生热衷读琼瑶三毛,男生则读古龙金庸,当时就有点不以为然。这就是代沟。但因为中文系的课程要求,中外经典之作是必读的,可能多多少少会打些折扣,因为时间也就这些。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发现即使是中文系的学生,竟有许多经典尚未看过,有的是以改编后的影视代替原作看了。当时就觉得心存戚忧。至于社会上,那就更无从说起、无可要求了。

  到了今日,在不少年轻人那里,许多经典竟成了被排斥的作品,因为看不懂,觉得离他们太远,提不起阅读的兴趣。他们可能更愿意读网络小说,悬念穿越宫斗是最爱;郭敬明是他们的偶像,凡是他的小说或电影,去买去看是必须的。我并不认为这代表了年轻人阅读的全部,但种种迹象表明,我称之为 “阅读的代沟”是存在的,而且有愈来愈扩大的趋势。

  那么是否存在都是合理的呢?我认为不一定,要视具体情况来论定。传统的主流文化肯定处在式微之中,但非主流的青年亚文化只能说尚在萌芽之中,所以充其量,现在只能说是“并喻文化”,即过渡性的文化。阅读是创作的后续继发行为,青年的阅读趋向于时尚化、速食化、浅表化、网络化、娱乐化,其实体现了网络时代社会的消费主义倾向,而所谓 “重口味”,则是其中官能消费的一种表现。

  并不是说我们的创作都是倾向于满足消费主义的阅读趣味的,而是说,它不足以抵消和取代消费主义的阅读,或者说,创作没有表现出一种非主流的形态和新的审美趣味,来把一种老旧的、僵化的或平庸的官能的刺激转变成足以激活年轻一代灵魂的内在的精神需要,并参与到社会的改造实践中来。

  再从这个角度看,那么文学评论除了对文学的文本进行形式和意义的分析外,还必须提升到文化批评的层面。代沟的存在,可以归因于文化传递模式的差异。而评论可以通过文学的文化分析,在前喻、并喻和后喻文化之间筑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作者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重视文艺评论的两种功能

  荣广润

  文艺评论具有促进和引导文艺创作健康良性发展的作用。具体来说,其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创作者的,二是对受众的。实践中,我们的文艺评论往往会比较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导致文艺评论与受众的疏离和脱节。当下,人们所面对的文艺作品是多元的,鱼龙混杂,良莠并存。

  在这种情况下,面向受众的文艺评论尤显重要和迫切,文艺评论家肩负的责任更为重大。优秀的文艺评论应当是能普及艺术原理,能培养和提高受众审美趣味,表现方式上应做到深入浅出,要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解读艺术作品,用平等的态度探讨作品的长处短处,不卖弄名词术语,要有好的文风。普及艺术原理,就是要善于在分析作品时将相应的艺术原理渗透其中,潜移默化地让受众逐步具备艺术的鉴赏力和辨识力。戏剧界常说: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文艺评论要把门道指点给观众。培养提高审美趣味,要帮助受众认识作品的人文价值高低。

  现在,通俗文艺、商业文艺在市场的推手作用下声势很盛,艺术经典、严肃文学常遭冷落,这涉及全民族的艺术修养、审美水平的大问题,因此文艺评论必须要起到引导、培育良好审美情趣的作用。对通俗文艺,区分趣味高低、辨别质量优劣更为重要。如当下的话剧界白领剧、职场剧大行其道,其中不乏探讨人生、针砭时弊的优秀作品,但也有许多无聊恶俗、只博一笑的戏,我们的文艺评论应对前者多加关注,多加倡导,对后者则要指出其弊端所在,使观众逐步亲近高雅,远离低俗。

  去年,上海专门设立了文艺评论基金,以支持和促进评论的活跃与提高,虽已初有成效,但现状还难说十分理想。在目前的评论界,吹捧、好话、溢美之词时见于主流题材作品的评价中;情绪化的结论,斗口水的文战,则多见于俗文艺与商业文艺的评论中。

  有助于创作的评论至少应该做到三点:说实话,有分析,有建议。所谓实话,就是好就是好,差就是差,有一说一,持诚恳的态度,做客观的评判。多年来,戏剧界有个说法:现在戏剧不景气,搞个戏不容易,所以要多说好话。如此说法虽出于善意,但其实于戏剧创作无益。作品好坏是客观存在,不说实话作品何以提高?作品不提高何以赢得观众?所谓分析,就是依据美学原理剖解作品的得失。

  评论不能只说作品有什么优点缺点,还应当讨论优劣得失形成的原因,以及与作品整体质量的关系,要具体衡量究竟是枝节的瑕疵,还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核心问题。所谓建议,则是帮助作品加工的建设性意见。就戏剧而言,一部作品常常需要有 “十年磨一剑”的功夫去修改锤炼,好的评论家不能只做指手画脚的裁判,应当是专业的行家,要有根据作品的不良 “症状”开出药方,提供修改思路的本事。

  上述三点,如能做到,则创作者欢迎,受众也高兴。

  (作者系上海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回归科学理性思维,确立批评正当性

  郝雨

  近年来的文学批评在许多重要的话题上似乎形成了巨大惯性,我们的批评家们经常在讨论和不断发声的那些话,看上去都是理直气壮,却很少有人很认真地想一想, “从来如此,便对么?”比如研讨会上常会有人大骂一通 “红包批评”;会有人大肆鼓吹一下 “惹是生非”,鼓吹一下“偏激”的合理合法性;会有人在莫言获奖之后再骂一通莫言,或者再打几个过气的 “大老虎”;也会有人要拿出 《红楼梦》、鲁迅以及外国人来说事,肯定还会有人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骂战”作为典范和榜样……

  因此,我想非常有必要对于批评界一些已经陷入的思维惯性,甚至是思维桎梏之中的状态,提出一些警醒。特别是有些观念性的东西,几乎被奉为批评的 “铁律”,而且习惯性地造成了有些批评家在批评的时候常常 “拿着不是当理说”,而为了表明自己有理,就不断地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强化这样的观念。尤其是,每当这些声音被理直气壮地,甚至是以看似拿老命来捍卫的姿态发表出来的时候,许多人也就不得不服气,不得不崇拜。渐渐地成为了 “铁律”。甚至简直就成了批评的 “魔咒”,一直制约着批评在批评的路上不知不觉地跑偏。

  首先是关于批评家要 “有骨气”。这话听起来也许能让很多批评家振奋、提神。 “有骨气”也真的很重要,批评家不就是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别趴下”嘛?但是,我们在气壮如牛地大谈“有骨气”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我们在对谁 “有骨气”? “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是 “有骨气”!而我们今天的批评家所标榜的 “有骨气”,却只不过是对作家而言——“所谓有坏说坏是需要有勇气的”。这样的说法当然是指我们的批评不管那些作家们高兴不高兴,我们就是要 “有坏说坏”,我都要有骨气地去批评 (注意:这句话只是强调 “有坏说坏”,根本不提 “有好说好”)。实际上,这样的骨气,能算是什么骨气呢?我们的批评家在作家面前往往是盛气凌人、咄咄逼人,还要振振有词地鼓励自己 “有骨气”,是否应该好好想一想,究竟什么样的批评才是 “与人为善”的批评?

  关于批评不能 “一团和气”。我们的文学批评说到底是一种理性的活动,是一种科学的评价和判断,是批评家以专业的眼光对于创作进行分析研究而提出的具有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的批评意见。文学批评不能以整人为目的。更不能把每一场文学批评都一定要搞成大批判、大辩论。批评中有观点的对立是正常的,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但是,不应该只为了显示批评家的深刻和独特,而故意 “鸡蛋里面挑骨头”,更不要刻意装酷,不要把 “酷评”当做最高境界的批评。

  建设性的批评对于作家的发展和成长当然更为重要。正常的学术争鸣,协商研讨式的论辩,是需要的,而一定要 “扮酷”的批评,一定要摆出与众不同的样子,甚至习惯于 “老子天下第一”的批评,大概还是回归理性化的姿态更好一些。也许,批评家与作家之间、批评家与批评家之间都相互 “和气”一些,能更有利于批评的正常健康发展。批评并非只是为了把文坛搞得 “不和气”,并非一定非要把每一场批评都搞得剑拔弩张……

  关于 “一剑封喉”。这也是让许多批评家听了这样的 “狠词”之后,非常心向往之的境地。可我就不明白了,文坛什么时候成了江湖?文学批评怎么成了比 “狠”斗 “硬”,比 “放狠话”的江湖角斗场了?其实,在这样的一种狠话背后,显然潜藏着一种似是而非的逻辑,那就是,文学批评就是挑错的批评,而最好的文学批评也许就是把作品乃至作家一棍子打死的批评?这就是 “一剑封喉”。

  然而,当大家都觉得这样的批评才够 “狠”,才够解气的时候,已经完全忽略了文学批评的本意:文学批评是对于文学性质、特点、规律的认识和理解,它还通过对作品的分析、评论,影响读者对文学的鉴赏和理解,影响作家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作。而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却成了挑错的专用词。只要有人对于作品进行一些正面解读和肯定,那就是 “吹捧”?如果 “吹捧”已经作为极其强势的话语,也许在许多人眼里就成了文学批评的罪大恶极。如果现在的文学批评只要是否定的批评,只要是骂人的批评,就是好批评,这岂不是批评的悲哀与耻辱!

  其实,所谓 “一剑封喉”,首先在思维方式上就犯了批评的大忌。因为文学批评不是那种一人对一人的江湖打擂,只要一人对另一人而言武功高强,即可对其 “一剑封喉”。而文学批评是多人对多人的智力活动。即使是批评家面对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的发表也是经过了多人所为。而在一部凝聚着多人智慧的创作成果当中,怎么可能一无是处,轻易就被一个批评家高手 “一剑封喉”呢?一部作品到底有没有艺术价值,最根本的,是要由市场说了算,是要由读者说了算,更需要由历史说了算。批评家的高见可能会影响市场和读者,甚至影响历史评价,但是,哪能任何一部作品的高下优劣完全由某个人说了算。当然,如果有的作品的确是垃圾,读者也都不是瞎子。而那些能够被读者和市场所接受的作品,某一个批评家即使有再好的批评武功,也永远不可能对其 “一剑封喉”,顶多只是自己感觉痛快一下嘴巴,自我感觉 “天下第一”了而已。所以,我们的批评家千万不要在这里走火入魔。

  而且,在这里我还需要特别纠正一个偏见,就是有的作品因为抄袭、造假、剽窃等等,被揭露出来,被 “一剑封喉”;包括那些揭露学术造假,举报学术剽窃。这样的行为其实并不算文学批评。揭露抄袭也好,学术 “打假”也好,全都不是文学批评。根本就没有算不算的问题,完全就不是!也就是说,文学批评不是 “法律裁决”。所以,严格说来,那些曾经的指责某人论文剽窃的文章,都不能作为科研成果。此不详论。

  对于批评家而言有两个要点必须清楚:

  其一,是我们的批评在对作家和作品进行批评的时候,不能首先认定今天的作家一个个都远远比不上曹雪芹,比不上托尔斯泰,比不上卡夫卡、马尔克斯……因此而对今天的作品一发表就从心理上做出一种 “有罪推定”,即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作品。于是在他们眼前的文坛不过是一片垃圾场。于是就把批评只是当成挑错的批评,甚至谁骂得越狠就越是好样的。这种人格上的错位,就一定会导致整个批评的倾斜。人格平等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做出 “与人为善”的批评。

  其二,是批评要有大智慧,大智慧的批评当然一定要有大气度、大境界。大智慧的批评一定要能够对于文学发展的大方向具有深谋远虑。大智慧的批评一定是既能看山是山,又能看山不是山。

  大智慧的批评也许更多是着眼于把我们的文学创作往上推,而不是往下踩。今天,我们的批评家们是否应该好好想一想,如何才能让批评走向大智慧?

  (作者系知名批评家、博导)

  精神锐气和话语能力

  杨斌华

  一度的状况是,各种社会评论和文化思想在文学领地乃至公共生活中的侵入与恣肆,既成为某种现实情势的必然,更可以说在客观上为拯救文学困局注入了一种资源性支持。

  回首过去的近二十年,文学曾经因为挣脱了陈旧僵死的观念镣铐,身心自由,锐气毕现,从而开拓出了异彩纷呈的想象空间,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书写方式, “寻根文学”、 “先锋文学”等蔚为大观,成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变化的重要界标。但是,旋即而至的90年代,文学却仍然固守着以往的观念边界,无力进行深入的反思与扬弃,未能作出及时的调整与回应,乃至越来越逃逸现实、迷恋自我,深陷内心泥淖与叙事迷宫,越来越消极虚无、放纵欲望,忘弃意义追问与批判意识。

  在这样的情形下,其思想姿态的后撤与退缩已然显现,考量现实与历史境遇的精神锐气和话语能力更几近丧失。

  事实上,虽然此后文学评论界逐步注重追寻和把握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文化嬗变,重新意识到文学与现实生活构建精神联系的迫切性、重要性,开始反思文学与当下文化现实潜在着的各种思想分歧、观念困惑和叙事危机,从而显现了自身介入现实的批判性立场,但是,意识的薄弱和评论的乏力仍然使之显得反应滞缓,甚至踌躇不前。

  而与此同时,文学正是由于它因应现实的自我退守导致边缘化的加剧,日益缺乏对当下读者的亲和力和影响力,缺乏对世道人心的凝聚、激励和提升的作用。一个明显的状况是,对于90年代后发生的许多重大的现实变化,文学的回应较之其他学科领域无疑显得苍白无力,或喑哑无语,或语无伦次,甚而继续沉浸于以往陈旧虚假的观念想象和话语圈套。

  文学在精神立场上的某种后撤与退守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和钝化了它自身质询、应答现实与历史境遇的言说能力,遮蔽了当代生活及人的精神发展的丰富性、开放性。这已然构成了我们反思偏执、保守的文学理念的一个基本视点。

  而如何重新寻找一种言说方式,恢复文学本应具有的现实活力,并以自己独特的阐示方式,竭力保持面向现实情境的敞开性、交互性,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作者系上海市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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