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与日记(黄亚洲)

　　当高头大马的档案管理员熟练地从一个分类中，根据我的“1926年3月”的查阅要求，将一个月的“蒋介石日记”夹子递给我的一刻，我手上的感觉，恰如同十九天之前，捧起“毛泽东档案”之时，历史年轮的沉重与细腻，刹那间传遍全身。

　　无非，今天是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院，十九天之前，是在俄罗斯的国家政治历史档案馆。

　　两者不同的是，今天借阅的蒋日记，只是复印件，每日一页的蒋介石日记手迹都复印在厚实的蓝色纸上，一个月整整三十一页日记，未及装订，所以，拿到阅览桌上之后，还有一位上年纪的女管理员特地走来叮嘱，要求翻阅时先后次序不要弄乱，因为他们不懂中文，无法按先后次序整理成原样；而在莫斯科看的档案，则是原件，厚厚的夹子里是各式散装的文件纸张，一无目录，也无页码，实有被蓄意或无意污损、抽取、毁坏之虞，大概俄罗斯方面对这些“共产国际”、“前苏联”的文字遗产不再“诚惶诚恐”，顾不上讲究了。

　　然而，都是历史风云的凝聚，一句句读来，皆闻呼啸之声。

　　虽然，阅览室里所有的阅者皆寂静无声。观蒋日记本不在规划日程内，只因一周前去观看了闻名遐迩的斯坦福大学校园，向导之一是斯坦福商学院的毓琳，毓琳指着高高的胡佛塔说，这是斯坦福的标志性建筑，然后又介绍位于胡佛塔下方的一座建筑物便是胡佛研究中心，里面保存着完整的“两蒋日记”，蒋经国的日记尚在整理中，未及开放，而蒋介石的日记则已是开放了，可以联系观看。我一听便来了兴趣，因为不久前还在莫斯科寻访有关资料，力图找寻1926年的蒋经国踪迹，这次到美国，能有机会看看蒋介石在1926年3月的心路历程，自然是幸事。

　　六天前，言而有信的毓琳便来了一则电子邮件：“我是斯坦福商学院的毓琳，很高兴上周末在斯坦福接待了您。上次我们聊到了蒋介石日记，这周我和胡佛研究中心联系，已经沟通好了阅读日记事宜。您如果有兴趣，我下周可以陪您来看蒋介石日记，看您比较方便的时间(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45前)。交通方面，我可以来接您，刚好我爱人也回到斯坦福，他可以当司机，同时他对金融史感兴趣，也会一块去看档案。您通过邮件或者电话都可以随时联系我。其他几个小的方面：需要您携带护照。阅读过程不能影印和拍照，但是他们会提供铅笔和纸做记录用。祝好！毓琳”

　　蒋介石日记有多重版本，既有手稿本，也有仿抄本、类抄本和引录本各类，均系蒋介石本人审定，内容大同小异，胡佛研究中心保存的手抄本，应是权威的一种。

　　我观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前后的日记，字句皆是焦虑，其夜夜失眠，每有“疑虑、忧患、愧悔、妒忌诸遇未改”之类记载，可见一个政治家的繁复心机，他发动事变六天后，在3月26日的日记中则吐露心声：“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

　　学术比政治开明得多，胡佛研究中心向社会提供研究资料，就是一件值得赞许的事，而且不收费，只登记护照，办一张卡，凭卡一个月内均可以前往阅读，一次可借阅一个月的蒋日记，只消报上年份和月份就行。还准备了各种用于记录的纸张，有划线的，有空白的，有方格的，任凭取用、记录、带走，整个一个赔本买卖。

　　人家图的是什么啊，想来想去，图的无非就是学术研究的发展、思想财富的增值、人类智慧的提升。

　　想到十九天前，在莫斯科的国家档案馆看见毛泽东档案，也有点激动人心。当然，莫斯科是收费的，但人家收的也只是“资料复印费”，有明码标价的复印价格表，这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不贵。

　　说实话，我们去莫斯科国家档案馆，想看的是邓小平与蒋经国的1926年，他们两位那时候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当然他们的学生档案我们后来也看见了，复印了，至于毛泽东档案，我们是并没有提出要求的，俄方事先在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早早就准备好了毛泽东档案、张闻天档案、王稼祥档案，他们认为中国人造访档案馆，肯定是对这些领袖人物感兴趣。

　　所以，将“毛泽东档案”捧在手里，这份感觉也是独特得要命的。世间有几人能看到毛泽东档案？首先是毛泽东档案只有“共产国际”和“前苏联”才能建。专门研究毛泽东思想和生平的机构是有的，但是卷宗式档案谁有资格建？共产国际可以，他们是各国共产党组织的上级党委，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对下级党支部的支部书记建立档案。所以，当我看到卷宗的封皮上用俄文标注的 “中国”、“1号”、“毛泽东”字样时，历史的波涛便一下子稀里哗啦地撞上我心头的礁石了。

　　不管怎么样，也要对俄罗斯人表示敬意，至少他们把这样的档案都拿出来给中国人传阅了，而且是原件，也不要求你戴上白手套，随你翻，你如果不想复印他们就一分钱不收，很硬气。

　　当然，他们也禁止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