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十月：在机器轰鸣声中书写(季亚娅)

　　从“烟村”的少年变成“开冲床”的工友，这是王十月“人生史”中最有意味的部分。

　　王十月的写作和他的“人生史”息息相通，20年异乡漂泊的打工生活，一代打工者的人生经历，是他的“精神胎记”。

　　这个少年时代就时常梦魇的人，在代表作《开冲床的人》中处理了“梦”的母题。失聪的乡村少年李想，最大的梦想就是用打工开冲床的收入买一个人工耳蜗，重温梦中才能听见的童年的鸟啼和虫鸣。他做到了。然而听力恢复的他听到的不是鸟鸣，却是冲床的巨大轰鸣。在失聪的寂静中所建立的少年与冲床的和谐关系被打破，巨大的噪声干扰将李想推向工友们的覆辙，冲床夺走了他的手掌。这就是梦的母题：梦醒之后，外部世界变成了敌人。曾经的失聪者原来竟是幸运者。从早年“烟村系列”里的少年变成“开冲床”的工友，这大概是作家“人生史”中最有意味的部分，王十月因而获得和李想一样敏锐的听力。

　　长篇《无碑》同样是一场大梦。作家将一家工厂、一个村庄、一座城镇30年“中国制造”的历史，千万打工者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处理成“瑶台旧梦”。一切可能如狂风骤雨般激烈的情感，在叙事者老乌传统文人腔调的讲述里，竟如春梦了无痕。《无碑》追问的是在今天的语境里，打工者要获得自我身份的认同，还能借助什么资源，还可以选择怎样的出路。王十月的答案是回到传统人情伦理。在小说的下半部，老乌离开工厂，混迹打工社区的市井生活，先后与两个打工女子发生感情纠葛，并以书法和诗词的特长跻身打工者中的文化阶层。这种才子落难佳人相救的旧模式，像是传统乡村精英励志故事的当代版。

　　这是否是获救之途？传统伦理能否对接现代生活经验？在近作《寻根团》里，一次由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组织的还乡之旅，毕光明和马友贵，投资考察和潦倒自杀的不同命运， 暗示出打工阶层本身的分化，“打工者”已经成为一种身份含糊的命名。作家了解分化，但亦在为这种分化糊上温情的面纱，用地缘血缘互帮互助的传统乡村伦理维持着“外出务工人员”的笼统命名与生活的表面和谐。更大的困境在于，这种世界观的物质基础——传统乡村社会已经一去不返了。在工业化的巨大诱惑面前，乡土已非曾经的乡土，“楚州”变得比广州更像广州。

　　最新长篇《米岛》里，乡村和其附着的美好文化传统，在潮水一般的工业现代化进程中被裹挟而去。作者的贡献并不在于对60年乡村社会变化因果的解释性书写，而在于小说文体应用的启示：中国古典小说的资源有没有对接现代经验和西方叙事模式的可能？王十月完成得自然。米岛菩提树上的鬼魂并非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吸引马脚划向天边的“梦湖”也不是寻找“河的第三条岸”，这些神神鬼鬼是古典志怪小说长出来的枝杈，更得自于荆江流域巫楚之风的浸染。王十月讲究的神秘主义叙事不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简单模仿，他接的是荆江老坟地而非火葬场的地气。那满纸的烟鬼气仿佛乡间说书人的一声轻咳，从千年前穿越到如今。

　　终于，在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国家订单》里，作家的“人生史”与作品呈现出最复杂精细的关联。在当代世界史的大背景下，渺小的打工者个体的经历从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角度都有了阐释空间。小说没有提供答案，但王十月有直觉般的敏感，并以其复杂精微的书写完成了对现实的一种新的发现。这正是未来新的可能性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