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怀中：“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李晓晨)

　　1956年3月，27岁的徐怀中由昆明北上抵京，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当时，他是昆明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一名研究员，因为写出中 篇《地上的长虹》等而小有名气。对于一个痴迷文学的青年来说，能被点名参加第一次“青创会”，徐怀中觉得“特别了不起”，他说，“部队里好多人都想来，大 部分都没争上名额，心里很不舒服，也有不服气的。”

　　那半个月，位于北京交道口的炒豆胡同变得热闹起来，从全国各地赶来的青年作者们都住在这儿，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了家喻户晓的作家，邓友梅、刘 绍棠、玛拉沁夫、从维熙、林斤澜、陆柱国等都在其中。就在大家忙着招呼致意、互相攀谈的时候，徐怀中却四处打听哪里有打字社。他着急，要把包里厚厚的一沓 手稿变成铅字。这沓手稿，就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后来，这部25万字的作品被看做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以西藏人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 小说，引起了很大反响。

　　1956年的那次会议留给徐怀中的，恐怕就是“忙碌”，甚或“紧张”。 他至今都记得，南长街的那家小打字社里，所有打字员都停下手头的活计帮他赶工。“就这么折腾了好几天，终于完成了。我把书稿整理好，寄给好多人看，让他们 提意见。当时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些老编辑；寄给我在部队的领导冯牧先生，他很重视培养青年作家，发现了一大批有才华的年轻人，名气比较大的有白桦、 公刘等等；还有就是寄给我爱人，从我们结婚前，她就是我所有作品的第一个读者。”

　　小说先是在《解放军文艺》连载，后由青年出版社出版。叶圣陶看到这部作品后，写了一封长信给徐怀中，之后又列了一个长长的单子，详细指出哪些词 句用得不妥当。“那些老作家对我们青年作者的关怀真是让人感动，我跟叶老素不相识，也没什么交往，他当时那么认真地阅读我的作品，给我提修改意见，真是很 难得。我一直很遗憾直到他去世我都没能登门拜访。”

　　徐怀中不紧不慢地回忆着往事，几十年前的细节历历在目。第一次“青创会”的会场设在北京饭店，许多老作家被请来做报告，大家听得若有所思，讨论 得煞是热闹；老舍等来跟青年作者们聚会、联欢，大家争着往前挤，想跟他们说句话、握握手；出版社、报社的人整天往会场跑，忙着采访、约稿……那时候，文学 是人们心中不灭的火光，点亮了每一个黯淡的角落，也因此，在当时的青年们看来，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现在回想起来，5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青年人的思想都很简单、很单纯，对生活充满热情。国家也很重视文学，部队给了我们很大的创作空 间，基本上你写什么都行。当然，那时候生活和创作的条件都很艰苦，我们都是业余时间搞创作，晚上亮一盏小油灯，一刮风，纸上全是沙子。但也就是在那时，我 写了5个短篇、1个中篇、1个长篇和1个剧本，算是创作的一个小高潮。1956年到北京开完会没多久，我就加入了中国作协，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

　　没有人总是提“生活是创作的惟一源泉”，但他们的青春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同国家的建设、人民的苦痛融合在一起。上世纪50年代，徐怀中作为工兵部 队的一名连队指导员赴西藏支援边疆建设，修建从西康到拉萨的康藏公路。部队驻扎在昌都附近，周围高山环绕，海拔5000多米，昼夜温差极大，早上醒来头发 常常被冻在帐篷上，他就用手把冰敲碎，然后再起床。没有人觉得辛苦，一切都顺理成章。他说，自己在西康到拉萨的所有农业技术推广站都住过，学会了开拖拉 机，播种，收割。“我们真是把年轻人对西藏那片土地的感情一同播种了下去，所以我的小说题目叫《我们播种爱情》。不是下去随便采访几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一 待，就能写出个东西来”。从拉萨回昆明的路上经过一个书摊儿，他凑上前去，瞥见一本书有些眼熟——是他的《地上的长虹》，他一高兴，索性全都买下来。可 能，摊主到现在都不知道，那个大方的年轻战士正是小说的作者。

　　眼下，84岁的徐怀中与夫人安静相守，他的主要精力还是都花在创作上，“还想写一本书，但有些犹豫、纠结”。怕时间不够用，所以格外惜时。我 问，能不能对现在的青年作家说些什么。他略作停顿，几分为难：“说实话，我对青年作家的创作缺乏整体把握，所以，怕说得不合时宜，显得故作姿态。”再问， 能给部队的作家提点建议吗？又摆手：“年龄大了，又没有时间细读别人的作品，就不建议了吧。”他固执的“不配合”里流露出率真和自然。

　　我理解他不愿多说的思忖，便请他以自己的文学感悟作为结束。本来轻松的话题却压力重重，他左思右想，最终留下这样几句：“这辈子经历了太多事 情，年老之后，许多想法与之前相去甚远。像我这样的老人家，重要的不是再去学多少东西，探索什么新的路子。重要的，是剥离掉原来的一些陈旧观念，剥离得越 干净，越可能写出新的、有锋芒的东西。我仍然需要一次思想上的解放，摆脱这么多年来形成的有形无形的文学上的禁锢，回到文学的规律上去，回到艺术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