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一位编辑姐(樊发稼)

　　青年作家孙卫卫最近在写我的一篇文章里，说到我比较关心和重视年轻文学新秀并做过一些工作，我得承认这大抵是事实。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是文学青年，受到过诸多鼓励、扶植、培养，永远无法忘怀那些热情指点、帮助过我的人。

　　我想起一位仅长我几岁的编辑姐，她叫姚爱伦，《北京晚报》原“五色土”副刊编辑。

　　《北京晚报》1958年创办时，我大学毕业不久，尚“下放”在河北省秦皇岛市一家玻璃厂装卸车间劳动锻炼。1958年11月回京，翌年起便不断投稿《北京晚报》，主要与副刊编辑联系，如王淑英、于韵娴等，后来只和姚姐姚爱伦“单线联络”，因为她和我一样也是学俄语出身，又是上海老乡，其时她和丈夫住“百万庄外文局中楼220”，离我的建工部集体宿舍仅一箭之遥。她每天都到我单位大楼前的车站乘3路(现103路)电车上班。

　　1962年冬某晚，我邀约分在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俄文编目组工作的程灵南同学一起去拜访姚姐，相谈甚欢。我随带一本刚出版的工业刊物赠她，上面载有我的长篇散文《沸腾的老孤山》，她称赞我的文笔好，说了不少褒奖的话。她还主动介绍了邓拓给他们副刊写《燕山夜话》、她去邓家取稿的情况，盛赞邓拓罕见的才气和学问、写作的严肃认真和一丝不苟，编辑部拿来邓拓的稿子一字不易即发排，次日立即见报，姚姐还谈到邓文当时广受读者欢迎的盛况。

　　那时候，上头提倡编辑和作者交朋友，我大概是姚姐重点“交”的一个“朋友”，联系极为密切，书信往来频繁。经姚姐手，我在“五色土”副刊还多次发表翻译的诗歌、小说、散文等苏联文学作品。

　　在文学道路上，我得到过许多知道名字和不知道名字的报刊编辑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姚姐只是其中之一。我想所有后来由于获得这种宝贵“推助力”而成为有良知的成功人士者，都会怀着感恩之情深深缅怀和感谢那些幕后无名英雄。姚姐在粉碎“四人帮”后，又归队回到编辑队伍，她好像分到了《北京日报》，就未再与她联系了。

　　敬祝姚爱伦姐健康长寿，晚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