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思总关少年情——痛悼母国政(张同吾)

　　我从外地归来，待休息之后，妻子缓缓地说，告诉你一件事，但你千万别激动。我预感不祥，屏息谛听。她说，母国政走了！我惊叹一声便静默无语泪水潸然。     

　　几个月前我闻知他患肺癌并已晚期，就打电话鼓励他，要乐观自信，强大的精神力量可以战胜病魔，这是无数事例都证明了的生命奇迹。尽管如此，总有一片不祥的阴云在我心头时聚时散，如今却是乌云密布骤雨袭心了。

　　在所有文朋诗友中，我与母国政相识最早，8岁那年，总角之交，且又是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同窗，迄今已历时65个春秋，相知甚深。在北京西四北路东的小糖房胡同，紧靠东头有两座新盖的小四合院。1947年冬季，我家和母家同时购买比邻而居，两家大人声息相通、亲密相处。我和母国政插班进入盛新小学二年级读书，每日清晨，隔墙而呼同去上学，又相约回家；或在胡同里踢球，或坐在门洞里聊天，十分快活。他聪颖早慧，不很用功却成绩优秀。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清一色男教师男学生，不仅色泽单调且又信息滞后，初小毕业后同学们成群结队去报考西城区中心小学，考生500人录取150名，我与国政名列前茅。五年级上半年我俩一同加入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并参加了国庆游行，我高擎队旗走在少先队方阵的前面，他紧随其后走过天安门广场。那正是历史的早晨，我们一同沐浴时代的阳光，一同在名校名师的培育下成长。

　　1952年我俩一起考入北京四中，考生4000名，录取400名，另有100名是全市各名校的保送生。从这时起我和他同时痴迷于文学，悄悄孕育美丽的作家梦。他废寝忘食地读书，受到中外名著的熏陶。高中时代我和他是在北京十三中度过的，那时中国作协和其他学术单位每月都举办作家报告会，茅盾、老舍、萧三、艾青、周立波、曹靖华、戈宝权、丽尼等许多大作家、翻译家莅临演讲，我俩总是其中最热心的听众。在蒙蒙细雨中，飒飒秋风里，我们骑着两辆除了车铃不响哪里都响的自行车，奔驰在北京平展的马路上，带着神往的心情而去又带着兴奋的心情而归，对文学的向往与追求，酿成了激越的心潮在各自的襟怀里澎湃喧响，我们彼此是听得到的。

　　每一个作家都属于那个与自己相应和的时代，打倒“四人帮”之后，母国政和刘心武、张洁、谌容、李陀、郑万隆、理由等人一起脱颖而出，组成了北京作协作家群的主干。他的小说《春天的夜晚》、《我们相聚在初冬》、《天涯芳草》、《中年人》、《傍晚，我们离别的时刻》、《愿生活像一朵鲜花》等，以鲜明的人物形象，传神的细节描绘、优美的抒情笔致，在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影响。1979年《我们家的炊事员》荣获中国作协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随之译成英、法、德等多国文字。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是从破败走向中兴的时代，光明同阴暗相衔接，新生与腐败共存在。他的作品大多以家庭为窗口，俯瞰时代风云，《我们家的炊事员》，便是以灵妙之笔，描写了以家庭为场景的社会变革的悲喜剧，在轻松融合的家庭氛围中，在笑话百出憨态可掬的举止中，无言地鞭笞一段倾斜的历史，表现出母国政的艺术才华和鲜明的审美个性。

　　母国政是我文学创作的指路人，1977年他写信鼓励我，说崭新的时代赋予我们二度青春，是实现文学梦的时候了。这封信写得激情澎湃，使我深受鼓舞。我回信告诉他，我想从事文学评论，他说你偏居一隅，缺乏理论信息，又无宏观视野，焉可成为文学评论家？于是我精心创作了一篇小说，自我感觉尚可，托他投给一家相熟的刊物。他冒着倾盆大雨，从市内骑车来到通州我家，促膝相叙。他很诚恳地说：“你写得不像小说，你也不具备小说家的素质。”只有诤友才能如此坦诚：我该如何实现作家梦呢？他说你想象丰富、语言优美，还是写诗吧。有一天我在教室楼上辅导学生们高考复习，突发灵感，写成百行抒情诗《描春图》，今日看来的确肤泛而幼稚，却意境优美词采飞扬。寄给母国政后，他说请著名诗人寇宗鄂看看，于是他陪我登门拜访。宗鄂是我在诗坛上认识的第一位诗人，承他首肯，我将这篇诗作投给《北京文艺》，于1978年2月号发表，随后便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配乐朗诵。我是笨鸟先飞后入林，从13岁投稿到38岁“开张”，历经25年漫长时光的煎熬和磨砺，自然大喜过望，于是一发而不可收，在北方的许多报刊发表诗作。有一天我兴致勃勃地去母国政家，问他可看到我的这些诗吗？我问他感觉怎样。他说不怎样！他笑笑说：“你的诗的确优美，如此写下去可发表一千首，但你缺乏新的视角新的内涵，也缺乏个性，就像大白菜，多好也是白菜，不是奇珍异宝。你这样写下去永远不可能成为一流诗人！”他说：你现在调入高校中文系主讲现代文学，有了资料和眼界，可以从事文学评论了。遵他之嘱，我写了一篇《生活的牧歌与诗画的情韵——评刘绍棠中篇小说〈蒲柳人家〉》，1980年8月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当天早晨全国新闻联播，摘要播出了这篇评论，这实在是罕见的事，从而产生了轰动效应。我又写了《璀璨的明珠：〈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在同月《诗刊》上。我去拜访诗坛泰斗艾青，那时他居无定所，暂住北纬饭店，他说《大堰河》已发表47年，已有无数评论和赏析文章，你这一篇最好。时至今日高瑛大姐还记得那时我是多么快慰，时至今日这篇评文仍作为中学语文教材沿用。我以这两篇评论为起点，开始了文学评论生涯，在嗣后30余年间，每有所获都感念母国政的深挚情义，他不仅为我指引了创作道路，也为我强化了精品意识。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母国政愈发散淡，他的创作戛然而止，偶在公共场所相遇，他总是与几位作家谈钓鱼、谈下棋，仿佛乐在其中。母国政不只是优秀作家，而且是优秀编辑，他曾创意让我主编了一本《诗人们喜爱的诗》，广受欢迎一版再版。他何以不再谈论文学呢？是愤懑于文场污浊，还是另有隐情？我从未直言相问，每次见面他都说，你能过得轻松自在一点吗？第七次全国作代会期间，中国作协代表团与北京作协代表团住同一个宾馆，他相约与我一叙，严肃地正告我：死神已向我们这代人招手了，你千万要放慢生活节奏啊！如今他却先我而去，怎不让人痛惜！一个有胆有识的人，一个刚正不阿的人，一个有犀利目光的人，该是怀着怎样的人生奥秘，在无言中走向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