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群:“普通一兵”的本色(束沛德)

　　我还清晰地记得，1989年初，严寒季节的薄暮时分，我和唐达成一起去协和医院干部病房探望患脑溢血的老作家舒群。当时舒群处于危急状态，左侧偏瘫，说话已不太清楚。他见到我们，颇为激动而又十分吃力地说：“医院大夫是机械唯物论，不从实际出发，死活不让我出院，其实回到家里会休息得好，恢复得更快。”自信心很强的舒群终于没能战胜病魔，时隔不久，就与世长辞了。

　　1952年初冬时节，我跨进东总布胡同22号全国文协门槛时，舒群已从全国文联副秘书长、全国文协秘书长的位置上卸任，我与他擦肩而过，无缘在他麾下当个小兵丁。但当时专业作家与我所在的创委会是一个党支部，因此曾有一段时间和舒群在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1955年批判“舒(群)罗(峰)白(朗)反党集团”时，我因为与胡风案的牵连处于受审查的境地，自然也就没资格参与对“反党集团”的战斗了。他被打成“反党分子”，打发回东北；我在“反右”后下放劳动，随后调往河北，从此也就天各一方，杳无音讯了。

　　我与舒群交往较为密切是在十年浩劫之后。1978年作协恢复工作，我们又先后从辽宁、河北回到作协。特别是80年代初我们同住一栋宿舍楼——虎坊桥甲15号，楼上楼下互为邻居之后，见面交谈的机会就频繁了。至今我的眼前还不时清晰地浮现出这样的情景：当我骑着自行车下班回到宿舍大门口，常常会见到舒群圪蹴在门前台阶上沉思默想，或凝视街头风景。每当这个时候，他总要同我聊上几句，或问起一些文友的近况，或议论文坛的一些热点和新鲜事。有时他也约我到他书房里聊天谈心。交谈的话题极其广泛，可说是无拘无束，无所不包，从30年代的“左联”到80年代文坛的论争，从获奖作品的成败得失到他个人的写作计划，话匣子一打开，往往就不容易收场了。有一次我对他谈起：我很喜欢他30年代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没有祖国的孩子》。小说所刻画的不甘当亡国奴的少年形象，他那苦难遭遇和坚强性格，至今深深地镌刻在读者的心坎上。不少儿童文学作家依然把它看作儿童小说的经典。当他的《少年Chen女》获得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我真诚地向他表示祝贺，称赞他又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天真又敏感、忧郁又倔强、自尊心极强的少年形象，令人难以忘怀。在我看来，舒群的作品都蕴涵着对生活丰富而深刻的感受；善于刻画人物性格，并赋以鲜明的时代色泽；讲究文字语言，笔触洗练精致，在以情感人上下功夫。正是这些创作特色，使舒群的作品具有久远的艺术生命力。

　　舒群信奉并践行“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1986年春夏之交，年届73岁高龄的舒群对我谈起：最近觉得身体状况还不错，有个“野心”，打算下去转一转，准备到自己熟悉的辽宁本溪住一段日子，这样也许能写出一点新作品。时隔不久，他又来到我的房间，颇为激动地说：粉碎“四人帮”后，在同辈作家中，自己写得不算少，已写了中、短篇30多篇。“我70多岁了，还要求下去，理应得到支持。可是由于住宿费开支大等原因，有关部门似不是那么热情支持。”他还说：“我下去既不住宾馆，又不吃山珍海味，当然也不能去‘送死’，只要有必要的条件就行。”我当即表示支持他到本溪去走走、看看。第二天，我与书记处常务书记和作协办公室商量后，立即打电话告诉他：去本溪的旅差费包括住宿费报销没问题，放心地下去吧，不必有什么后顾之忧。

　　1932年入党、1935年参加左联的舒群，担任过延安鲁艺教员、文学系主任，《解放日报》副刊主编，亲历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名副其实的老党员、老干部、老作家。但他从不倚老卖老，没有一点架子。本来，在上世纪80年代，他除了曾一度担任《中国》刊物主编外，在作协没再担任什么行政领导职务。可他始终关注文学发展的大局，关心作协的整体工作。他多次与我、达成同乘一辆车去沙滩作协机关，参加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或处级以上干部会，有时坐硬板凳，从头到尾一坐3小时。当我对他说，“你年事已高，有些会就不必参加了”，他的回答是：“我也是普通一兵，不能置身于文学队伍之外，来听一听，对我了解文学界实际情况也大有好处。”

　　作为一个老党员，他处处、事事以党员标准、党员行为准则严格要求自己，党性很强。有一次，他和我同车去作协机关参加作家支部的学习讨论会。他告诉我，今天学习讨论党的十二大文件，他已做了认真准备，写了发言提纲。他说：每次在支部大会、小组会上发言，都先写一发言提纲，至今还把这些提纲保存在手边。1985年整党学习后，舒群极其认真地填写党员登记表，一笔一画，写得非常工整。“简历”一栏，他写了25行，留下的空白不够填，只好把近期的经历从简缩写了。对此他还特别说明：希望组织上审查时注意这个情况。对“收获和努力方向”这一栏，他也一点不马虎，真正是费了脑子、作了思考，力求用简洁的文字概括而完整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愿望。

　　1985年7月1日，迎来党的64周岁生日，作协机关党委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在鲜红的党旗下，16位新党员庄严地宣读入党誓词。舒群作为老党员的代表在会上讲话。他说：我们党经过挫折、失败，千锤百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半成熟、成熟期。邓小平、胡耀邦说要经过一百年艰苦奋斗，我们国家才能真正进入世界强国之列。讲到这里，舒群十分激动地接着说：“良辰美景，我们这一辈是看不到了，希望我们的后辈能看到，至少能看到良辰的曙光，美景的影子。为此，我们要努力奋斗啊，使一百年缩短、再缩短一些。”最后他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从舒群身上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一个富有崇高理想信念、向往美好未来的共产党人的精、气、神。

　　舒群对后辈的关心、爱护，我更是感同身受，终生难忘。1988年初我遭癌魔侵袭，舒群得悉后立即打来电话表示慰问。他说，他已专门打电话给他的老战友、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树则，向他了解鼻咽癌的治疗方法。他希望我和家属再多方面打听一下，在医疗上要有个总的计划安排。过了几天，年届75岁、身患多种疾病的舒群又亲自登门探视。我们所住的那栋宿舍楼没有电梯，他一级一级地登上我所住的5层楼已是气喘吁吁，面色铁青。由于患有体位性高血压症，他一进门就蹲在地上，仔细了解我的治疗情况；并再次表示必要时可介绍我和老伴去向黄树则请教请教，或请他介绍最好的大夫来会诊。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一方面，思想、情绪上无论如何要放松，想开了，无非是一条命呗，不要坐立不安、心事重重；另一方面，对这个病又要认真对待，争取时间，抓紧治疗，不要耽误。”他一席恳切的话语像一股暖流涌入我的心房，增强我战胜疾病的勇气和力量。我的老伴也感动得几乎流泪。我们由衷感谢这位心直口快、古道热肠的老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