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默与鸣(项静)

——读郑小驴的《西洲曲》

　　最近读到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的小说 《纠正》，他谈及父母一代时说：“我觉得他们无法为自己发声，我觉得他们的经验——价值、生产的经验，出生于上世纪初的美国，在世纪末前过世，他们所拥有的美国经验——我感觉这是我的一部分，我也是它的一部分。”这句话对于许多青年作家都在强化“自我”无疑是一个反拨，父母一代、甚至祖辈、我们成长于其中的时间和空间都是“自我”的一部分，甚至是更为重要的一部分。郑小驴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同龄人中的先行者，他的小说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1921年的童谣》、《飞利浦牌剃须刀》、《没伞的孩子跑得快》、《鬼节》等小说一直在触碰这一代人的各种集体记忆和意识，他似乎在有意识地打破日渐流行的故事情节狭窄、突出人物和活动的微观描写的小说之路。一代人成长历程中经历的各种集体意识和记忆，未必是镶嵌进大脑的楔子，但即使是成长的噪声，也已经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对这难以言说部分“自我”的规避，可能意味着逃避和怯懦，这是默与鸣的选择。

　　《西洲曲》是郑小驴的又一次试验，他涉及到了80后成长中最重要的一个集体事件——计划生育，他强调这是一座横亘在自己写作道路前方的黑沉沉的大山。作家情感上的暗块，当然需要迈过去，需要在情感上消化它，消化不是简单表态和清晰的立场，而且小说也不是最适合简单表态的领域。《西洲曲》是一本唤起80后记忆的小说，确切地说是乡村记忆，计划生育政策在都市远远没有像它在乡村那样带来具体激烈实感的情感体验，城市因为是权力严密计划的区域，较早平稳地进入接受状态，处于一种不能或者无法反抗的规划之中。乡村由于它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原因，对强力规训必然有一种本能的反抗和曲线逃离的可能，于是在少年水壶的记忆中，暴力成为尚未被规训化的无序社会中最骇人的场景。首先是体制之下个人的暴力，尤其是八叔、罗副镇长为代表的基层官员，他们率领人马对孕妇围追堵截，掘地三尺，剥夺掉那些不合政策生命的生存权利。八叔、罗副镇长又不是十恶不赦的人，八叔面对乡亲的诅咒面露怯懦、尤其是众人对他儿子残疾的戏谑让他这个父亲的本能显现，他对儿子的爱跟所有不合法的父亲一样。罗副镇长也是一个父亲，他能在追剿孕妇的途中，留意到跟儿子同班的孩子的奖状，在儿子失踪后，失魂落魄，收养一个孩子，这些都是他们人性犹存的证据。但是，一旦机器运转起来，他们还是会加入运转的巨轮中去，去碾压，去搅碎那些溢出既定轨道的人。郑小驴说：“我们习惯于将这些悲剧的根源归罪于体制，却很少归罪于执行国家命令的具体的个人。”这可能是作家的一种善良想法，命令他们去施暴的不是人性，而是一级一级找不到具体人的科层制，这是我们置身其中的卡夫卡式生存困境。假如这些基层的施暴者是道德高尚的人，又如何？其次是暴力导致的反抗式的以暴制暴，表姐北妹的丈夫谭青怒而杀了罗副镇长的儿子罗圭，他明确知道这个孩子是无辜的，无处发泄的男人必须要以牙还牙才能平息怒火，要让自己的悲剧在施暴者身上重演。对于暴力的呈现和思考，应该还有可以继续探寻的空间，否则少年水壶的成长就显得缺少动力。小说可能囿于框架结构的原因，没有找到合理的方式继续深入下去，这是一个遗憾。

　　作者在后记中说，小说做了几次修改，侧重点转向了比较沉重的话题：计划生育政策下一个五口之家的故事。当代中国写计生主题的小说凤毛麟角，莫言的《蛙》就成为一个不能避开的前驱，如果《蛙》展示了上一辈人的原罪，《西洲曲》就是一代人的“看见”，看见是一种态度，一个有勇气的作家看见就不可能沉默。生于1986年的郑小驴是80后中以文学期刊为主要阵地的作家群中的一员，他的出场方式决定了时尚、浮华的写作风格与他必然无缘，《西洲曲》所呈现的作家探索、追问和质疑精神，将会带领他走上更远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