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与“作家”之间的秘密(路内)

　　在我迄今长达7年的写作生涯中，最不满意的倒不是写作本身，而是随之而来的身份符号。其一是我经常被误认为是个“工人作家”——众所周知，这很老派。我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解释过，自己在“工人”和“作家”的身份之间曾经有12年的广告公司从业经历，至少有10年我是在一流公司度过的，那鬼地方既冷血又繁忙，我一直做到创意总监和首席提案手(文学界的人不太知道这两个职务的重要性，反正我也无所谓啦)，直到自己干不动。

　　我一直以为身份符号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作品本身。后来才逐渐明白，这是一句鬼话，任何有分量的评论都是从作家的生平研究开始的，作品本身很轻，被曲解的可能性很大，甚至有可能被套用。连同我这个作家身份，也在某种概念之下存在着。

　　2006年我打算写《少年巴比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书商，此公力劝我写一个关于都市广告人的小说。我呢，很不争气，只想写写自己经历过的工厂。过了一些年，我出版了3部小说，又遇到这个人，他又劝我写个“所有人都爱看的小说”。我都快笑出来了，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这事似乎很难。广告学认为，很难找到一个产品是适合所有人的，只有那些定位清晰的牌子才能成功。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倒成了一个投机取巧的商人，而那位书商则有着远大的文学理想。

　　我被定位成一个“青春写作”作家也是没办法的事，虽然我40岁了，还得吃这口冷饭，一点劲儿都没有。“追随三部曲”是我计划中的超长小说，它包括《少年巴比伦》(2006年)、《追随她的旅程》(2007年)和已经完成的《天使坠落在哪里》(2013年)，它被我设计在一个叫做“戴城”的地方，从1990年到1998年的漫长时间，庶几跨越了整个90年代。这座虚构的城市有着2500年的历史，它最初是一个无聊的县级市，同时又变身为国营企业林立的衰败的地级市，最后它成为一个有着新兴开发区的淘金之地。主人公在这里从17岁活到26岁，从技校生(或重点中学高中生)成长为推销员、高级白领(他们其实并不无聊，而是一群在形式上极其上进的人)。直到最后一部小说的结尾，我觉得它图穷匕见，讲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它和“成长”、“青春”的关系不大，是一个比较意味深长的、现实版的寓言。

　　《云中人》(2010年)是一个莫比乌斯环式的谋杀故事，它大概采用了齐泽克对应拉康的一些哲学分析，但因我不幸将故事设计在一群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间，它看起来又显得带有“青春”的痕迹了。国内的评论家，对齐泽克、拉康、希区柯克这些人不是很熟悉。至今我仍然认为，《云中人》是一个难写的小说，假如它是个中篇，问题会好解决得多，但它陷于长篇的格局中，本身的重量使文本在崩溃的临界点上摇摆。有人对此给予恶评，我觉得很正常。这个小说所谈论的恰恰就是“崩溃”。

　　《花街往事》(2012年)倒是一个故事脉络清晰的小说，它讲一个家庭和一个残疾歪头的经历，一部分的年代风尚，一部分儿童和少年视角，一部分则类似情史。它是由8个中短篇所结合成的长篇小说，也有人说它不是长篇小说，我想，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是个对小说趣味特别挑剔的人。这话说出来没意思，只能默默挑剔了。作家身份(或者说是它作为一个符号的存在)我也不满意，忍受下去恐怕是惟一的办法。回到文章的开头，在“工人”和“作家”之间究竟有多少是被隐没在阐释之中，被历史踩得粉碎的，被自身所创作的文本而杀戮的，恐怕是每一个作家都要面对的困惑。有人安心于此，我却觉得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