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军事人物传记面面观(董保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当代军事人物传记和其他领域的传记一样，创作出版空前繁荣。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来，中国内地出版的中国军事人物传记达到千部以上。其中有军事人物的政治传记、文学传记、自传、画传、评传、口述实录、诗传等等。

　　这些传记的写作出版情况，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由一级组织或某个政府单位出面，组织写作组写出的传记，俗称“正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官方修传”。如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朱德传》、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彭德怀传》《刘伯承传》《陈毅传》《贺龙传》等9位元帅的传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十大将传记丛书》等。这种传记的政治色彩较浓，代表着一级组织对传主的评价，因而也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伴随着出版的还有这些元帅、大将们的年谱，这对于广大研究者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官方材料。这些传记的文学色彩相对弱一些。

　　第二类是由作家自愿创作的，或是由出版社、出版商策划撰写出版的。如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许世友传奇》、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彪这一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百战将星丛书”，以及像钱学森等高科技领域里的领军人物的传记等。这一类作品的传主多是知名度很高而透明度很低的人物，往往个性鲜明，是编辑常说的“有市场号召力的人物”。这些传记主要是依靠市场销售，其中有的成为畅销书和常销书。

　　第三类是有回忆录性质的自传。如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自传》《周恩来自述》《彭德怀自传》、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级将领自述丛书”，等等。这些高级将领的自传，除《彭德怀自传》是他在被关押时自己写的外，其他大都是别人帮助整理的，或是自己写的一部分加上写作组帮助编写的。

　　第四类是由传主的亲属、后人所写，比如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聂力的《山高水长——我的父亲聂荣臻》、张胜的《他从战争走来》、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套书“父辈丛书”，等等。

　　近年来军事人物传记的成就

　　题材面大大开拓，几乎各类军事人物的传记均有出版。

　　改革开放之初，传主多是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领袖人物，其他人物，特别是所谓“反面人物”的传记出版很少。现在很多出版禁区都被打破了。《林彪这一生》《王明评传》、张国焘《我的回忆》等摆在了书店的柜台上，出版了《蒋介石传》《阎锡山传》等大量的国民党将领的传记，其中张学良的传记就出了几十种。

　　在军事领域，有一些是所谓“神秘人物”，多年来他们一直是在幕后默默无闻地奋斗。如当年研制“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曾经在情报战线、特工战线工作的重要人物。近几年来像《李克农将军》《邓稼先传》《隐形将军韩练成》等传记也出版并热销。

　　塑造出了一批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军事人物。

　　由于各种原因，前些年很多军事人物的形象平面化，缺少立体感。近年来，这种情况在作者和编辑的共同努力下有很大改观。比如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长征一段时，她问父亲：在长征中你都在干什么？邓小平沉吟了一下，用四川话说出了三个字“跟到(着)走”。既写出了邓小平的个性，也写出了长征中一些领导干部的处境。这给我们认识长征提供了非常生动的细节。

　　这一批军事题材人物传记中，对于一些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对于过去的传记中很少涉及的中国军队内部的矛盾斗争，也有许多披露，对人们认识那段历史很有价值。

　　当代军事人物传记的缺失

　　“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从来没有常胜将军，骏马也会偶失前蹄。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正确，尤其在战争环境下，情况瞬息万变，新情况和新问题层出不穷，失误更难避免。一个将领的成长，既要从成功的经验中、也要从失败的教训中汲取智慧。作家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写作，负责任地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或个人的某些弱点找出导致失误的原因，合情合理地加以阐述。但我们的作家、出版者却在这个问题上放不开手脚，在写作过程中有意无意地“隐恶扬善”，也容易使用“指挥若定”“高瞻远瞩”“神机妙算”等溢美之词，从而使传记的价值和可读性大大降低。

　　思想性、文学性尚有欠缺。

　　我们有些传记，有大的政治背景的描写，有传主生平“履历表”，还有主要功绩的罗列、轶闻趣事的点缀，却忽视了深入挖掘传主的内心世界。好的军事人物传记，需要作者对历史真相的还原和对当时的历史场景进行合情合理的想象，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场景之中，仅仅是“客观”地叙述当时的事件经过是不能产生动人心魄的力量的。这需要作者发挥想象力，对当时在场人物的心理状态进行深入挖掘，力求还原当时的细节，使读者更深刻地感受传主的心理状态。

　　军事人物传记要寻求新的突破

　　无论从选题策划，还是从编辑出版的角度看，军事题材的人物传记都期待着开拓与创新。在我看来，应该从两个方面有所突破。

　　在历史和艺术两个层面的结合上进行深入开拓。

　　军事人物传记要特别注重历史与艺术两个层面。这既是军事传记文学个性使然，也是传记文学求得独特功能价值的基本前提条件。《粟裕大将》是一本好书，在表现粟裕作为一名军事家的卓越品格时，写出了他对战争的把握和对大战略的运筹，但对其内心世界的矛盾与痛苦一面则基本回避，这必然影响到作品的真实程度和艺术审美价值。

　　在历史的层面上突破，需要有相当的勇气和力量。它与大的政治环境以及作家、出版者的史胆、史识及艺术功力等关系密切，要求我们的作家和出版者解放思想，突破军事人物传记创作上较单纯的政治是非评判和功绩评价，突破传统文化中“为贤者讳”的观念，对中国传统传记的叙述方式进行科学的继承和扬弃。

　　站在世界的角度进行美学意义上的开掘。

　　军事人物传记的创作出版，是一种创造英雄美、崇高美的事业，它要按照美的规律将无序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创造成为有机的艺术整体。优秀的军事人物传记之所以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备受人们青睐，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停留在对这些人物历史功绩的赞颂上，而是表现出传主们创造、书写历史时壮美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既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内在动因，也是读者阅读时的兴奋点。

　　这也就是说，军事人物传记除了有传主们创造的那些可歌可泣的历史，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外，还应该表达出强烈的历史兴亡感和哲学沉思，还应该让读者有一些形而上的思索。近年来有的军事人物传记达到超越意识形态高度，值得我们从美学的角度思考和研究。

　　(作者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原副社长、副总编，中国传记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