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名作能批评吗？(周思明)

    近日，在中国作家网“精彩博文”栏目上，拜读了著名编剧、作家陆天明的一篇“精彩博文”。无疑，这篇博文属于批评范畴，题目是《我们还能信任什么样的评论家？》。从这篇博文中听陆天明的口气，他对现在的批评很是失望。为什么会失望呢？因为在他看来，现在的批评无非两极：要么“捧杀”，要么“棒杀”，舍此无他。

    说到“棒杀”，前不久国内权威文学杂志两位名编程永新(《收获》执行主编)和叶开(《收获》编辑部主任)对《文学报》“新批评”专刊的强烈批评和否定，也是同调。两位编辑对“新批评”中批评者的批评，都使用了“刻薄语言”“轮番批斗”“捆绑式集中轰炸”这一类具有语言暴力特点的贬词。

    现在，陆天明又将刚刚熄灭的死灰再度点燃。陆天明对“多年来已经沉寂无趣的文学评论界最近又忽忽地热闹起来了”，似乎有一丝不安，还有一点反感。请看该博文的描述：对立两派居然“机关枪”“火箭筒”都搬出，乒乒乓乓地搅和得煞是好看。不过是几个文人写了几篇批评文章，有那么可怕吗？陆天明怎么那么反感批评呢？

    从陆天明的一番话，明眼人不难看出其“火力重心”之所在：虽然他也批评了“捧杀”派，但对敢于批评王蒙这样的名家的批评者们，他终于居高临下地毫不客气地给他们扣上了“别有用心”、“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大帽子。

    老实说，对陆天明所说的“按规矩捧一捧”的现象，窃以为应该狠批重批，怎么批都不为过；而对应该批评的作家作品“骂一骂”(实则是批不是骂)，从矫枉过正的角度，则更应该鼓励支持，只要不是人身攻击，只要不是张冠李戴，就应给予支持。我们的文艺批评已经很可怜了，表扬再多再滥，也没有被表扬者以及旁观者出来制止，反而是被表扬者得意洋洋，心安理得，非常受用；而一旦有人站出来批评一下，或者批评得狠一点，好家伙，立马就会有人“挺身而出”，或者“恼羞成怒自卫反击”，或者“捶胸顿足誓死捍卫”。

    面对针对王蒙《这边风景》的批评，陆天明显然出现了焦虑症，表现出了他对名家名作遭遇批评的不舒服，于是就训导起批评者来：你们要语调平和嘛，你们要“从容地讨论”“淡定地研究”嘛，你们要温良恭俭让嘛，你们怎么能使用暴力手段去伤害我们的著名作家、当代大家“王蒙老师”呢？你们这样做，对一般二三流作家可以，对王蒙老师，那就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啦。

    事实上，“王蒙老师”虽然有《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样不乏真诚的作品问世，但其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也十分突出。王蒙在写小说的时候，总是像石崇斗富一样，喜欢大肆铺张，叠床架屋地描写和毫无节制地倾泻。对此，学者林贤治先生指出：“作为文学语言，王蒙缺乏必要的朴素、细致和节奏变化；句中大量无意义的罗列，重复，拼凑，颠倒，拖沓，膨胀。”这种游离于小说之外，打破了话匣子一样滔滔不绝的描写，不但不能有机地推动情节的发展，反而会让读者望而生厌。

    鉴于当前批评的病象，北京大学教授、诗评家谢冕感叹，“讲‘好话’和‘坏话’本是文艺批评题中应有之义，忠言逆耳，文艺批评要评论的重在后者。我欣赏不留情面、尖锐锋利的批评，因为顺心的话容易，逆耳的话难说。表扬要把隐含在作品里面的作家和艺术家的用心予以彰显，并与大家分享；而批评则应该将作品中的弊端予以公布，让大家引以为戒。”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面前：文艺批评面临权威性和公信力的缺失。媒体宣传和炒作代替了文艺批评，而“友情褒扬”、“红包评论”使得文艺批评面临诚信危机，缺乏深刻的思想，缺少对重大理论问题和文艺问题的思考研究，缺乏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更使得文艺批评难以担负指导创作的重任。

    陆天明这篇看似公允实则贬抑批评的《我们还能信任什么样的评论家？》的“精彩博文”，甚至让我联想到了“文艺还能批评吗？”这一颇具悲剧性的发问，也让我们不得不做出深刻的反思：名家名作还能批评吗？批评的边界在哪里？到底怎样的批评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