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骗局(费滢)

　　2005年，我进入历史系学习，从此便一直待在历史系了。在此之前，我还读过一年哲学，半年古典文学，并也曾以为这两门专业就是我将要花费精力时间投入的毕生事业之一。2005年下半年转入历史系是一件半偶然的事，由于我实在无法同时负担拉丁文希腊文的学习，而我也从未以为自己会进入史学研究。幸而，我的罗马文化史教授向我展示了如何分析文本，让时间数字具有更多的意涵而非仅仅是一个年代的标示，也是她建议我转系读历史。

　　学习历史的最初3年中，绝大部分时间用作阅读史料的训练，学校对低年级学生的要求并不高，分析的史料往往是一组图像、一段铭文、报纸声明、条约、信件、日记、文学作品(例如游记与自传)的节选。字数绝不多，可我们往往必须据此作出一篇七八页纸的论述来，故而，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词汇，皆被细细检视，我们必须追溯其后的意义流变，过度诠释的风险一直存在，不过历史系学生的身份是过度诠释的约束。它把我牢牢拴在有限的文本和所谓的部分事实之上，这种事实多半是指考古发现，照片、共同的记忆与身体感，似乎无法反驳。

　　不过“事实”从来就是亟需被补全的，它的剩余空白是历史学生想象与诠释的空间，这空间不大不小，当然可供叙事自由转身，但同时又束手束脚。这是我关于“叙事”的第一个观察与疑问。对材料中种种词语的解读往往是叙事的基础，不同的“用语”创造出不同的时空背景。

　　3年的基础学习之后，我们又被要求阅读与“历史写作”(historiography) 相关的书籍，基础的读物有Duby(杜比)，Febvre(费弗尔)，Legoff (勒高夫)，Braudel(布罗代尔)。当然，我也爱读美国的汉学著作(因为和自己的文化息息相关)，例如史景迁、包弼德、孔飞力和卜正民。这些作者的著作或近或远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1.历史和当下的关系；2.历史和历史写作(叙事)的关系；3.时间性；4.个人史与大历史的关系。这些同时是历史与文学的双重主题。

　　进入硕士阶段，我更关注医学/医学史这一主题，我发现，宋代的私刻方书中有些药方的验证与传播并非建立在临床基础上，而是依赖于文本本身具有的权威，例如苏轼致力宣扬的“圣散子方”便是一场全然的文本建立合法性的过程。宋代以后的医生纷纷指责此药方在几场大疫中杀人无数，而京师学生却竞相习之。这则故事倒更像是小说了，我也由此怀疑起文本与叙述本身，因它是我们所能触及的历史“真实”，而它本身恰恰是骗局，我想去追问设计骗局的前因后果。

　　两年硕士生涯中，我结识了身患肾疾的朋友naga。我不太喜欢消费朋友，但我亲眼见到他于疾病困境中的挣扎，我的研究与此相关甚巨，于是历史学生终于有机会“制造文本”，“分析真实的身体与疾病”，进行过度诠释，妄图书写一部小小的私人疾病史了。以往的专业训练一一得以演习，我挑选词语；转化时间，使其并非线性，而成为一种循环的模式；记录痛苦。我使用词语，造就通感，创造出同时是某种历史，又属于私人情感的世界。

　　为什么进行文学写作？因为历史写作的规范尤多，文学写作予以我更大自由。2009年之后，我因专业原因接触更多俗文学的文本(敦煌变文与河西宝卷等)，促使我思考文体和语言本身。

　　不过，总而言之，我于文学写作这方面所受训练甚少(不代表我对历史写作在行)，许多想法尚未成形，这确也是创作乐趣之所在。反正，当我们走至终点前，总希冀所宵想的一切“完成”都在彼处等待，一直思索的种种，无论文学历史，这两者会于“叙事”这一关键点上汇合。不过，当我们走到终点，也有可能发现根本什么都没有，连“虚构”亦不存在，这未必不是一个完美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