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伟 |
冉 冉 |
屈银安 |
钟天珑 |
冉仲景 |
陈 川 |
何炬学 |
苦 金 |
张远伦 |
黔江作家近年来公开出版的部分文学作品集 |
本期主题
写作是心灵在寻找回家的路。同一个故乡,心中的“家”却各不相同,回家的路也千回百转。作家们用深情的笔寻找和倾诉,于是形成了地域风情浓厚的文学作品。“故乡的写作”造就了特性鲜明的渝东南少数民族作家群,即使在他们构建想象中的“别处”和“那里”时,亦无时无刻不绽放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近日,本报记者部与重庆黔江区委宣传部共同组织“渝东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谈”座谈会,正是寄望更多的人真切地认识和回报滋养我们的这片脚下土地。
盛开的少数民族文学之花
重庆的黔江、酉阳、秀山、彭水、石柱等渝东南少数民族聚居区,民风淳朴,民俗浓郁。渝东南少数民族作家在绵延千里的武陵山腹地出生、成长、生活和创作,对当地的生活有着敏锐的触摸和深刻的把握。民族性和地域性融合的民情风习、山光水色、世态人生,大量进入作家的艺术视野,成为渝东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鲜明特色。第代着冬的《灵雀》、苦金的《残树》、吴加敏的《花灯》、冉仲景的《献给毛妹的99首致命情诗》,都是具有浓郁地域文化色彩和鲜明渝东南民族风情的作品。作家们珍视和守护着各自的民族文化传统,不浮躁盲目,不急功近利,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渝东南少数民族作家群中,已先后有陈川、何小竹、阿多、冉庄、冉冉、何炬学6位作家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12年,陈小勇的长篇小说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今年7月,苦金、易光和杨柳3位渝东南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又入选了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重点扶持篇目。
近年来,重庆市紧紧抓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机遇,相继出台了《重庆市扶持重点文学作品创作签约管理办法》《重庆作家在全国重点文学报刊发表作品奖励办法》《重庆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奖励办法》等扶持政策。围绕建设“渝东南少数民族作家群”目标,举办了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班,出版了少数民族作家丛书,创办了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基地,积极培养少数民族作家,扶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从土家族作家孙因、吴加敏、冉仲景、冬婴、张万新、维扬、亚军、朱雀,到苗族作家第代着冬、张远伦、杨见,一个年龄跨度从“30后”到“90后”的文学创作群落,正成为重庆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有生力量。现在,渝东南少数民族作家中有10余名中国作协会员,100余名重庆作协会员,一批实力雄厚的渝东南少数民族作家活跃于中国文坛。徐志摩诗歌奖、艾青诗歌奖、台湾薛林怀乡诗歌奖、《民族文学》“山丹奖”等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的颁奖台上,都留下了渝东南少数民族作家的身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樊 伟)
停顿和“那里”
鸟在我影子上停了片刻/像一枚唱针转动我的唱片/大片鸟鸣中/我听到了/寂静/那是我的高腔和花腔/我的独唱与合唱/被拉弯的咏叹调/仲夏般肥美的和声/我还是习惯念白/用饱经炎凉的嘴唇/把圆念到缺/把空念到虚/经久不息我的停顿/多么羞愧/我曾划伤大地/就像一枚折断的唱针
这是我一首短诗《唱片》中的句子。它描述的是最近一段时间自己的写作状态——在生命的中途,我迈入了一片“黑森林”,它荒寂、幽邃、无声无光、不知所终……让人疑惧困惑、失却方向、踟蹰不宁,你不得不接纳并承受其中的迷茫、失重,希望和无望,暗昧与空无。
这片有限无界的未知区域不再是自己熟稔的“那里”——那些个已然习惯的观看角度,设定好的角色、道具、背景,驾轻就熟的语言方式,开始让人心生疑虑和拒斥,它们变得疏离,陌生,失效,甚至隐匿不明……要知道,这可是我曾赖以行走江湖并且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一切啊。
在这样的时刻,我当然知道不能心急,也明白这停顿是人生节奏的必需:就像潮汐再次涌动之前的静止,两幕大戏之间的酝酿,前后梦境相隔的间隙……在这个过程中,我需要收束起内心,中止习惯性的念白,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所有感官关闭起来,我要加倍在耳朵鼻子眼睛里放进磁铁。所有言辞都埋藏在内心的矿脉中,我得勘探出混杂在里面的黄金。
我一直不太喜欢对地域的刻意强调,我宁愿称其为“别处”或“那里”。作品中的故土并非写作者现实出生地的对等物,他也无需为弥合两者的细节而殚精竭虑。在我看来,是否拟构创建了想像中的“别处”和“那里”,才是应做的更为重要和根本的工作。(重庆市作协副主席、《重庆文学》执行主编 冉 冉(土家族))
黔江少数民族文学的特色
浓郁的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黔江少数民族作家始终关注着他们脚下这片神奇的土地,从陈川、任光明合著《钟声又响了》开始,阿多、阿炳、苦金等人的小说,笑崇钟、饶昆明、许昌、吴明泉等人的散文,何小竹、杨见等人的诗歌,无不洋溢着自然清新又浓郁醇厚的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
扎实的生活经历与对艺术的不懈探索。长期生活在地域相对封闭的少数民族地区而打下的扎实的生活底子,是黔江少数民族作家得天独厚的创作基础,但他们并不因此自我封闭。陈川的小说《梦魇》,苦金的小说《啊,沉香木》,阿多的散文《清明茶》,任光明的报告文学《洪湖,你听我诉说》,还有何小竹、杨见等人的诗歌,都体现了艺术创作的前卫性和探索性。
语言个性化与规范化的有机结合。受地脉和民族的语言环境影响,黔江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地域和民族特色,但他们都有意识地规范文学语言,像何炬学的小说《摩围寨》,就是地域性表达和文学语言规范运用的成功融合。
强烈的悲悯意识与人文关怀。付志栋的长篇小说《红尘》、汪增阳的长篇小说《生死路》、饶昆明的短篇小说集《荒夜》、钟天珑的散文集《永远的完美》、吴明泉的散文集《被音乐照亮》,都有着对人类、对生命强烈的悲悯意识与人文关怀。
近年来,黔江又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较强实力和创作潜质的少数民族女作家群。若若的长篇小说《女儿湖》,易嫚的《丝婚》等长篇系列小说出版后,都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邱平、黄霞、吴娅、龚雪莲等人的散文,也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和可读性。这些都为黔江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增添了清新的气息。(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黔江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屈银安(土家族))
滋养黔江少数民族作家群的土壤
黔江地处渝东南中心和武陵山区腹地,在这片2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54万土家、苗、汉、蒙、回、藏等14个民族的人口,其中少数民族占78.4%。
这片土地风光瑰丽,民风古朴,民俗奇异。根植于这片神奇土地的作家们,创作了许多大山一样厚实、凝重的篇章,形成了独具风格的黔江少数民族作家群。黔江区作家协会现有会员近100人,其中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31人,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12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等国家级协会学会会员10余人。
我个人认为,黔江少数民族作家群的形成和发展,得益于六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是黔江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地域特色鲜明,有崇尚文化的传统。坚持创作的黔江作家中,有3人为厅级干部,约20人为处级干部。二是历次行政体制调整,汇聚了一批文学精英。特别是1988年成立的黔江地区下辖5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为黔江少数民族作家群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三是古朴醇厚的民风陶冶了作家的情操,作家之间相敬如宾,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四是地方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设立了黔江文学奖,建立了文学创作激励机制,力尽所能为作家解决具体困难,营造宽松和谐的创作环境。五是薪火传承。开展作家进校园等活动,发展和培养文学新人。老、中、青、少和睦相处,作家队伍后继有人。六是对外交流生机勃勃,文学活动丰富多彩,创作队伍整体素养不断提升。
文学是城市精神的标志。黔江作家群正呈现出老年作家宝刀不老、中年作家后劲十足、青少年作家层出不穷的可喜局面。黔江作家以丰厚的创作实绩,绽放于这片土地。(黔江区作协主席 钟天珑(土家族))
逮字:迷人的工作
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逮”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动词。人们管吃饭叫逮馒馒,管睡觉叫逮瞌睡,管捉迷藏叫逮猫猫,而读书写作,则被叫做逮字。
我热爱写作,便成了一个快乐的逮字人。
我生在乡村,长在乡村。整个童年时代,我跟牛羊猪狗在一起,跟镰刀柴草在一起,跟山歌传说在一起。山坡是我的教室,鸟雀是我的同学,野花是我的教材,春天是我的老师。我能学到的,只有种子雨滴汗水和谷粒。我光着脚丫,四处飞奔,一会儿山巅,一会儿河里,一会儿婚礼上吹奏唢呐,一会儿招魂仪式上跟着巫师念叨咒语。我不认识小提琴,但我敲过葫芦瓢;我没见过石膏像,但我热爱老外公;我念不出ABCD,但我能喊答应小蚂蚁。像所有乡下孩子一样,我野道而谦卑:不高看一棵树,不小瞧一只蚁。
为白菜的裙子担心,为母鸡的棉袄发愁,为青草的梳子失眠,为喇叭花的前途忧戚。乡村有乡村的欢乐,更有它不一样的苦难。真正的乡村并非总是诗意盎然,更多的时候,它眼角有泪,心底有痛,胸中有一声长长的喟叹。也许,我的文字,将花草们花花草草的想法泄露了;也许,我的诗行,将家禽们喔喔啊啊的痛楚交代了。流浪于故乡,我把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全写进了诗里,于是有了《土家舞曲》,有了《芭茅满山满岭》,有了《米》。
打小喜唱民歌民谣,所以我的诗歌中有那么多的民歌元素。我家乡的民歌,总是兴得开阔,比得贴切,转得自然,煞得有味。一个被民歌滋养的诗人,他的诗歌,不是用键盘敲打出来的,而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
文学书写既要着眼地域,又必须超越地域。地域书写具有相当的迷惑性,稍不留神就会步入歧途。有的作家误把某些具有地域色彩的特殊符号当作书写目的,越是沉迷其间大肆渲染,离文学的本质就越远。
我写作着,为逮住一个字而快乐万分。(冉仲景(土家族))
根在故土
对一个写作者而言,故土不仅是涌流不竭的创作源泉,更是心灵的栖息地和放牧场。
学习写作要追溯到30多年前。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文学青年遍及城乡的每个角落,发表一首诗或一篇小说便可名重一时,引来无数羡慕的眼光。作为77级中文专业的大专生,当作家似乎成为我最自然最理想的选择。一旦真正提起笔来,眼前奔涌而至的便是故乡的山水风物和形形色色的街坊亲戚。
我的家乡深藏于延绵千里的武陵山脉,是一个叫做黔江的小地方。我生在濯水古镇,长在县城,几乎每逢寒暑假都被送往乡下的亲戚家,在山野里享受着自由和快乐。不到18岁外出求学,此后因工作安排和调动,从家乡几进几出。但不管身在何处,精神上却始终没有离开故土。
在早期业余创作的为数不多的中短篇小说中,故土是我表现的唯一对象。我的笔下展现的,是故乡小城的街景、乡村的吊脚木楼、清澈的不乏野性的溪流,当然还有我挚爱的乡亲们的故事。当身居都市回望故土的时候,我获得了更为清晰的眼光和更为纯粹的感情,写得也相对多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空间的距离产生了美感,让我对那片土地更加眷恋,更加一往情深。许多时候,尽管是用一种批判视角在打量,但我清楚,内心的柔情没有一丝一毫的衰减。
爱尔兰诗人叶芝说过:“我们所做所说所歌唱的一切都来自同大地的接触。”我的大地就是渝东南,我的灵魂将永远在那高山之巅、沟壑之间以及小城的街角漫游。(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 陈 川(土家族))
渝东南文学创作的三个关键词
很久以来,渝东南就具有了较为浓厚的文学传统。虽然这里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但这里的人们对美与文学却有着执著而深刻的追求。尤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文学传统薪火相传,代不乏人。
我理解的渝东南文学创作,不管就虚像还是从实景上来看,都与三个关键词分不开。
第一个关键词是“坚持”。渝东南的作家不随波逐流,以大山般恒定的力量和“蛮劲”,坚持着自己的文学创作。他们也不管结果如何,只是喜爱,只是需要,只是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几十年坚持下来,就有了人,也有了作品。
第二个关键词是“安定”。渝东南的作家在创作上安然、有定力、有定见。他们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是普通群众,但对待文学都抱持相同的心态。他们把文学创作当做生活的一个常态,不离,但不腻,有着某种难得的超然。
第三个关键词是“眼界”。没有眼界,或者眼界很低,坚持和安定的结果,只会生产出一大堆无用的垃圾。我不敢说渝东南的作家都具备了很高的眼界,但他们对于眼界的自觉是非常明显的。深处偏僻之地,眼界更加紧要,否则就是井底之蛙。我所了解的渝东南作家的阅读和写作,都力求向当下中国的顶尖或世界的顶尖作家们学习看齐。
渝东南作家们的成就,还远没有达到可以比肩群雄的高度,不过大山的孩子有的是坚韧和谦虚。假以时日,我相信他们是能有更大作为的。(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何炬学(苗族))
真切认识脚下的土地
我走过许多地方,最令我魂牵梦萦的却是我家乡的这片土地。
这片土地位于渝鄂湘黔四省市边界地区,山凶水野、偏僻孤冷,却有挖不完的文学宝藏。
渝东南的黔江区有一个清朝地震时形成的堰塞湖小南海,周末我喜欢去那里钓鱼。钓鱼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小渔友田波儿。他的父亲上山砍柴时摔伤进了医院,东挪西凑借了不少钱医治,父亲最后却成了植物人。这个家垮了,田波儿就成了失学儿童。后来,我坐船时又听到另一位曾经的失学儿童牛文君说,他小时候想看电影,听说邻村来了电影队,便约一个小伙伴划船去看电影,中途遇上暴风雨耽误了行程,等他们划了几个小时的船赶到时,电影早就放完了。
我将这两个失学儿童的真实故事写进了短篇小说《明天在哪里》。小说在《民族文学》和《人民文学》发表后,2004年获得重庆市文学奖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小说征文一等奖,后来又被选进中国作协主编的《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短篇小说选》。
另外一件事。解放前,姑姑远嫁到我们家乡边缘地带的湖北的大山深处。有一次她回娘家,在灯下和我妈妈讲她们那里的事情,说是她们每年冬至要给土地庙上香,村里人要在摆手堂一起跳土家族的摆手舞,还说村里有个婆婆做梦都想看一看什么是汽车,可是方圆百里都没有公路,后来那个婆婆到90岁了还在念叨着想看汽车。
我把那位婆婆的梦想搬到渝东南具有原始风味的武陵山区来,写成中篇小说《远寨》发表在《民族文学》上。2006年,《远寨》获得重庆市第三届文学奖。
天空高远,脚下厚重。为了文学之梦,让我们真切关注脚下的土地吧。(苦 金(土家族))
忧伤住在温暖中
彭水位于武陵山和大娄山结合部,乌江穿境而过,属于典型的山水之城。和其他地方相比,彭水经济相对落后,更易获得悲悯感动元素;民俗民风独特,更易获得异质风情场面;农村以及小城镇化,更易直观看到农民精神困境;淳厚温情的民族性传承,更易满足于小小幸福。这些都是这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弥足珍贵的内在精神谱系。
小时候,我经常从老家那片山坡下来,到镇上卖几样东西:枞树球、麦草、包谷核、山葡萄、野麻皮、巴岩姜……一般来说,都会换得几毛钱,然后去镇上唯一一家小书店,买一本连环画或者剧本,乐呵呵地回家慢慢啃,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文学、亲情、乡野,这些词语,逐渐成为了我心灵的需要。十六岁离开山坡后,我就从未中断过对它的书写。
这里是山歌的海洋,随便哼一句山歌,便有无数“朗格”“里格”“哟嗬”“啰尔”“啷啰”“歌师傅”“娇阿依”前来回应。在这里,我可以东牵一绺藤,西挂一串瓜。我可以随便做芋头、做藕、做土豆,潜到地热里去。这一切,都因为有彭水这个故乡。摩围山和大乌江的馈赠,是无尽的。
要说我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有什么建议的话,我想说的是:政府的扶持仅仅是一个方面,作家们需要低下骄傲的头颅,到亲人们的劳作和休憩里去,到民族的真实文化里去,到我们笔下人物的忧伤、困惑、感动和温情里去。诚如是,文学幸甚。(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作协主席 张远伦(苗族))
(本版内容由本报记者张国圣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