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远时尚 亲近经典(贺绍俊)

——谈郑小驴的小说

　　在文学领域，“80后”特指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批年轻作家的文学写作，郑小驴属于这一范围之内。然而如果想当然地把郑小驴的小说当成“80后”文学来阅读的话，很可能读不出小说的独特价值来。因为“80后”这个词语已经被媒体固化成为一种时尚了，特指“80后”文学中那些能够引起媒体兴趣的时尚元素，特指“80后”中被明星化的作家。“80后”文学这个概念流行了十来年，对广大读者也误导了十来年，甚至一些不认真读书思考的专家学者也跟在媒体的背后走，把“80后”文学当成一种时尚化的文学来研究。事实上，“80后”逐渐成为了当代文学的一支富有生机的力量，他们远不是流行的“80后”文学那么单调、时尚、浅薄。因此，强调郑小驴是一名“80后”，也是为了校正“80后”文学这个词语在大众中已形成的印象。

　　疏远时尚，亲近经典，这是郑小驴文学写作的鲜明特点，也是他最可贵的精神品格。

　　“80后”成长在新的时代，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多少带有新新人类的特征，在崇拜时尚的文化语境中完成了成人礼，这决定了他们是追逐时尚的。郑小驴尽管也是“80后”，但他对时尚保持着疏远的姿态。因此，他的小说基本上不是许多“80后”所痴迷的青春写作。青春写作是“80后”被时尚化的产物，似乎也培育了庞大的“80后”拥趸。青春写作如今在文学图书市场占有可观的份额，消费对象基本上是“80后”及更年轻的读者。但它们绝大部分都是浅薄的读物。时尚化的青春写作也许是新世纪的一场文学悲剧，它败坏了一代年轻人的审美口味。郑小驴的内心却驻扎着文学精神，他知道时尚是一道腐蚀剂，因此他疏远时尚，而是对历史和知识感兴趣，对时尚背后黯淡的现实感兴趣。这些东西恰恰是能够构成文学质地的原材料。

　　亲近经典体现在他以文学精神为标准，不拒绝中外文学一切有益的养分。从他的作品里，总是能感觉到各种文学经典的影子在隐隐地跳动着。显然，他读了很多的书，他不像有些“80后”断然以彻底否定的态度对待文学传统和文学经典，因此他的写作与传统、与经典接续上了，他能够站在一定的文学高度去处理自己的现实经验。从他的小说叙述里可以发现，郑小驴不像有些作家那样匍匐在地下，陷在现实的泥淖里，他的心是飞翔着的，他的精神是特立独行的。他是一个思想的叛逆者。

　　他虽然亲近经典，但他并不迷信经典；他从经典中吸取养分，但不被经典牵着鼻子走。因此，在“80后”作家群体中，郑小驴像一个另类。大多数的“80后”作家并不是时尚写作，事实上，时尚写作有一两个郭敬明就足够了。真正追求文学的“80后”还是会与时尚保持距离，依旧延续着文学的传统。郑小驴走的是延续文学传统的道路，但他在学习和延续的过程中总是让思想上的叛逆保持着张力，他的叛逆精神就像是一张绷紧了的弓，随时都有可能让弦上的箭射将出去。

　　假如觉得箭的比喻还能成立的话，那么，对于郑小驴来说，就有一个标准目标的问题。他其实一直在寻找文学的目标，他的箭也射中了一些目标。

　　比如苦难，是他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郑小驴来自湖南乡村，乡村的童年记忆多少都与苦难有关。他用苦难调和出了他的小说底色：阴郁、滞重。但他的青春气息和叛逆精神并没有被苦难压抑住，因此在阴郁、滞重的底色上经常会跳荡出阳光般的亮色。这是郑小驴对苦难的特别处理。中华民族百年来遭受的苦难太多了，因此苦难也就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母题。事实上，郑小驴书写苦难不仅是在书写自己的体验，也是在书写他对文学经典的理解。郑小驴处理得很好，他没有跟在前辈作家的后面学步。尤其难得的是，自新时期以来，苦难母题逐渐蜕变成一种道德豁免权的通行证，仿佛只要给人物穿上苦难的外衣，就具备了精神上的优越感，一切行为都可以绿灯放行。而在有些小说中，苦难不过是作家的精神咖啡，他们关于苦难的叙述透出他们品尝咖啡时的精神满足。

　　又比如湖南乡村的神秘文化，是郑小驴瞄准的另一目标。他愿意戴上乡村神秘文化的眼镜去观察世界。但是我们也从中看到一个迷惑不定的郑小驴。他有一篇小说的主人公名叫游离。这不妨视为作者的自我写照，他行走在人生道路上，对自己走向何方还不确定，但他没有停止行走，也没有停止寻找，他在寻找更多、更大的目标。

　　可以说，郑小驴是一位虔诚的文学探索者，虽然他还有不成熟之处，但他在探索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坐标。郑小驴说过：“写作终究是件漫长的事情，就好比马拉松赛跑，‘80后’这一代里，是曾有过一批人跑得很快，但是我想文学并不是百米冲刺，拼的是耐力和能否熬得住一万米过程中的寂寞。我想我还在路上，并将永远在路上，而文学，本就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事。”

　　我对他充满期待。(作者为沈阳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