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怎样迎接“书评时代”(许民彤 劳丽蕊)

　　在2013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书评时代’论坛”上，几位作家谈到了当下的书评写作问题。

　　去年我国出版各类书籍达到三十多万种，我们的阅读世界亟须能够正确指导读者阅读、有益图书出版事业的优秀书评，网络媒体的兴起使书评进入了全媒体时代，独立书评、草根书评风生水起，书评的图书推广、营销的作用日益显现，正像韩少功所说“在这个时代，书评家开始比作家拥有更加重要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但是，正像一些作家、评论家、书评家以及读者的感受一样，当下我们的书评界问题多多。

　　贾平凹说他平时经常看书评，如果对自己作品提出正确的意见，他会欣然接受，但对目前的书评状况，贾平凹不满意，相当一部分书评人，只是将评论对象的书翻看开头几页，就开始不负责任地信口开河，“批评不要一上来先进行‘怀疑’，就好像见有人穿了件新衣服，先怀疑是不是偷来的”，这显然不是一种对作家、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书评的基本文化功能是，若评价一部优秀作品，那么，要告诉读者这部作品的价值在哪里；若分析一部小说，小说的人物、情节和艺术手法则必然是评论的主要对象；它要告诉读者的，是一部书中有哪些新鲜的经验，新颖的观点，有哪些独立的思想……若没有这些基本的阅读判断，怎能称它是一篇合格的书评？

　　韩少功对书评怎样看？他说“我对书评家是羡慕嫉妒恨”，书评家开始比作家拥有更加重要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然而，必须警惕评论界里的“水军”。“水军”一词源于网络水军，一些人拿着廉价的报酬，一拥而上，热捧或者搞臭一部作品。而现在评论界也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捧红或棒杀一部作品为目的。“如今有偿评论泛滥，一些出版机构为了推动作品的销售，不惜花巨资请人来吹捧。这样的情形不仅出现在网络上，甚至会在严肃的文学期刊和正规的学术论坛中出现。”这样下去，曾经让作家受益匪浅的评论文章将变得不再可信。贾平凹也是感同身受，他一度很看重评论家的意见，但是现在，对于那些评论文字，他有点失望：“很多作家对我说过，他们最痛苦的是看到自己花大量精力辛苦写出来的作品，被一些评论家一个小时就翻过去了，然后要么发表‘无原则的吹捧’，要么进行不负责任的谩骂，以显示勇敢。”

　　这的确是我们的读书界、书评界现在正面临的严峻挑战，“棒杀”和“捧杀”的大量浮现，吞没了健康的批评，也恶化了批评的生态。现在不少书评家，包括读者认为，国内书评存在许多问题。比如，为了某些人情关系，以评论的名义变相帮人做广告、搞推销，廉价吹捧故意炒作的广告书评、红包书评、人情书评不少，它们“没有批评，剩下的将只有吹捧、广告和宣传”，这些批评，不仅缺乏生存空间，而且也日益让读者厌恶唾弃。

　　实际上，这样的书评已经违背了真诚的品质、写作的文化伦理和道德要求。真诚的书评应该是告诉读者怎样与作者进行交流，从书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某种东西，唤醒并滋养自己的思想。这样的书评“起到了一个文学、文化守门人的作用”。兰姆、叶灵凤、周作人、梁实秋等大家的书评，为什么被人赞叹不已，因为它们就有这样的阅读引领作用。

　　怎样的书评最有力量？作家苏童最欣赏一针见血式的读书评论。前两天，苏童看到一则新闻说，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刚出版时，美国一张报纸刊出的一篇评论，形容“惠特曼与诗歌的关系，如同一头猪与数学的关系一样”。苏童说，记忆中，关于惠特曼的文学评论分歧很多，但如今唯独记得的只有这句最恶毒的评论。苏童还提及《纽约时报》刊登过一篇批评《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书评，该文惹怒了菲茨杰拉德的“粉丝”，包括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欧茨，他也在《纽约时报》上发文猛烈抨击那位批评者：“你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批判，如同是向万丈深渊里吐了一口唾沫，很快就会消失不见，而那个深渊将永远都在。”人们的目光，马上被这场骂战吸引，而企图撬动名著的那位批评者的观点再没人记得。

　　这使笔者自然想起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兰姆在《读书漫谈》中说到他对读书、对书籍的一段评论：有一些东西，虽然有书的外表，但却不能把它们当做书看，每当看到那些披着书籍外衣的东西高踞在书架之上，我就禁不住怒火中烧，它们是一些衣冠楚楚的欺世盗名之辈。如果作品本身脍炙人口，它的外表如何并不重要，从某些方面说，愈是好书，对于装帧的要求就愈低。把一部莎士比亚或弥尔顿的作品打扮得花花绿绿，则是一种纨绔子弟习气……好的书评就是这样，一针见血，以一当十，短小犀利，如投枪匕首。

　　“书评时代”即将到来，我们的作家、评论家、书评家，在创作和阅读的原则上、批评的能力上、职业操守上乃至文化觉悟上，做好准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