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大美于方寸　付真情于毫厘

——江竞瑞先生及其篆刻艺术侧记

　　幼承家学，六岁捉刀，醉心于篆刻艺术四十余载。这个人，就是本文要说的江竞瑞先生。

　　江竞瑞先生究竟上手多少印石，刻过多少印章，更换多少刻刀，江先生自己也说不清，他人更无从知晓。唯有一点显而易见，那就是，现在的江竞瑞先生身兼中国书法研究院艺委会委员、中国书画艺术学会理事、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客座教授以及秦皇岛市检察官文联和秦皇岛市公安局文联首席艺术顾问等多项社会职务，其于景观设计、展览策划、美术装璜、美学理论相关学术研究均有相当造诣，其中《大型明珠景观》获国家专利。俗话说，巧者劳，智者优，无能者无所求。时下，属于巧者、智者的江先生因艺术活动而愈发忙碌，“夜长镌印忘迟睡，晨起临池当早朝”，其篆刻艺术造诣受到文化艺术界人士越来越多的关注。为了心中的梦想和追求，江先生与时俱进，未有丝毫懈怠。癸巳仲夏，《中国梦·家乡情秦皇岛“福辰杯”书画篆刻摄影大展》成功举办，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莅临展馆，驻足于《江竞瑞篆刻》印屏前，审视良久，不住点头，对陪同人员说：“这些作品一看就知道，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功夫，有个性、有特点。”江先生的篆刻作品同样吸引了原文化部部长王蒙的目光，他指着江先生篆刻作品印屏上方一件印拓说：“那个印章多好看啦！印文和边栏的处理很有意思，搞艺术也要以人为本，能打动人心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

　　如上所言，看过江先生篆刻作品的一些领导，文化艺术界有识之士乃至同道好友，对江先生篆刻艺术之赞许、之认同，目光无不聚焦于他独创的“史册格篆刻”上。“史册格篆刻”成为江竞瑞先生篆刻作品标识性的形制，也彰显了他篆刻作品的鲜明特色，由此成就了江先生的篆刻风格。所谓风格，是指艺术作品所表现的思想特点和艺术特点。若用大众化的语言描述，其实质就是作品与同类作品区别明显，“相貌”特别容易被见过的人记住，不论何时何地，只要见到作品，观者便知出于何人之手。可以说，江竞瑞先生的篆刻作品已经达到这个程度。提及“史册格”，必言江竞瑞；言及江竞瑞，首提“史册格”。一位艺术家能有如此建树，毫无疑问，在艺术史上已拥有一席之地。

　　江竞瑞先生“史册格”篆刻艺术风格之形成，非一朝一夕之功，历经庄周化蝶之嬗变、凤凰涅槃之升华方有今日境界。考古出土的秦汉竹简、木牍，在文化范畴，一是重要文物，二是重要的古典文献。然而，在江先生眼中，除了上述两项重要价值外，他以艺术家的审美取向去研究“美学价值”，捕捉其古典气息，并将祖先文化特征成功融入个人篆刻创作思想，将文化内涵作为个人篆刻艺术追求，充分消化吸收古典文化元素，他将历经几千年的竹简木牍散片复原于内心，规纳其形，保留其质，成功嫁接于自己的篆刻作品中，于方寸之地展示华美。再具体说，就是在基于秦汉及明清等篆刻印章传统形制、技法与风格的基础上，增加装饰效果。将文字置于(由两条竖线为一组的)条形格框中，同时不改变所取印材印面的面积和态状，条框以外空余部分保留或挖除，即出现古代史册竹简木犊之形象。在增加装饰性的同时，保留中国篆刻古朴自然和文雅精致等传统气象与意蕴，因此称为“史册格篆刻”。其将内容 “载入史册”的独特创意，可供寻味。而其史无前例的外观效果，则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篆刻的形制，具有强烈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是中国篆刻艺术延续过程中的一次发展和进步。做他人所未做，为他人所未为，想他人所未想，及他人所未及，实乃今人老手，今作古风。这正是江竞瑞先生篆刻艺术道路上睿智之举和独辟蹊径之处。

　　换角度讲，如果单纯地认为江先生“史册格”篆刻艺术只是借鉴秦汉竹简木牍形制，显然不全面。仅就章法而言，不难发现，其代表性的篆刻作品上溯秦汉，下及明清，均有涉猎。战国与秦古玺、汉与曹魏时期印章，下及明清流派，江先生均系统研究过，认真探索，学以致用。“史册格”篆刻作品之整体构图，是江先生在吸收秦汉古玺“田”字界格安排章法的基础上，边栏处理弱“横”强“纵”，舍居中之“横”栏线，剥茧抽丝，突出“自我”。而“日”字界格一类，江先生创造性的作品中，则作为突出个性风格的重要辅助手段借而用之，形成自己的篆刻章法形制。明清流派篆刻耆宿何震(1522—1620，今江西婺源人)，传世印章原本不多，但一方“素赏斋”长方形白文印，印文纵排。白文左右留着超级阔边，加上篆字圆整，显得呆板，在章法上缺乏艺术价值。而胡正言(1584—1674，明篆刻家，今安徽休宁人)所刻“浮烟楼”椭圆形白文印，印文也纵排，显然是模仿何震，同样未克服这个缺点。学前人没错，关键看怎么学，学什么。反观江先生对类似形状印章的处理，则迥然不同，关乎长方形白文印之左右阔边，江先生居中各冲一条白文线，破“僵”克“呆”，印面因此朴厚。及至朱文印，则反其法而行之，剔除纵向块“红”而留白，破“呆”克“僵”，印面因此灵动。先生所刻大型印，多用“反刀法”。所谓“反刀法”，就是保留刀口对岸自然崩裂线的方法，与保留刀口线的正刀法相反(单刀法是同时保留刀口线和刀口对岸线)。在印面大块面的“朱”与“白”处理上，酌情残破，成碑版剥蚀漫泐之象，追求金石属性与装饰效果完美统一。

　　独特风格之形成，必有理论做支撑。江先生的美学思想在指导其篆刻创作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他认为，中国篆刻具有“自然美”和“装饰美”两大美学趋向。古拙质朴一路的属于自然美(如汉代印章以及当代篆刻家王镛、石开等先生作品)；规整匀称一路的属于装饰美(如皇帝玉玺以及当代篆刻家韩天衡先生篆刻等)。在自然环境中修个茅草亭，融洽在环境中，属于自然美；而修个琉璃瓦的仿古亭，装点在环境里，就属于装饰美。江先生的篆刻，也就是在“自然美”和“装饰美”之间游弋，风格多样，不固持一。 在他看来，自然的人，以天然为美；社会的人，以修饰为美，而人同时具有自然和社会两种属性，“美”(对每个人)的定义，即取决于其人的属性偏重于自然还是社会；装饰美(人创造的美)与自然美(天然具有的美)，对于观众 是各有所好的，喜欢维纳斯的形象(天然美) 没有错；喜欢霍金的头脑 (人的力量美)也没毛病。史册格篆刻的美学价值，即在于尊重自然(规律及大美)的同时，强调人作为立论主体，其社会性行为(创造或修饰)的美好作用。这是江竞瑞先生在“天人合一”美学观基础上，偏重于关照人的社会属性的美学观。而所谓“人的自然属性”其实就是指人的动物性，“人的社会属性”要求人适应和遵循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是健全人格的前提。由此，艺术家在美学趋向上侧重人的社会属性，就是褒扬和讴歌健全的人格与人性，而追求人格与人性的健全，实际也就是宗教意义的“修行”。把这种“修行”纳入篆刻艺术之中，就是在书写道德文章。

　　篆刻之道，实乃阴阳之道。宏观上，朱文为阳，白文为阴。而在方寸之中，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一方印，若能重视并处理好阴阳关系，那么印面塑造的整体效果当然“和谐”，和谐肇乎自然，自然才为大美。伏羲氏一画而天地始，此谓大境界，一印中诸元素毫厘之变，则表现不同内涵和情调，犹如卦之六爻。主“平”则见印面之“秀”；主“斜”则见印面之“俏”；主“疏”则见印面之“生”； 主“密”则见印面之“冷”；主“方”则见印面之“清”；主“粗”则见印面之“猛”； 主“细”则见印面之“涩”；主“工”则见印面之“辣”；主“写”则见印面之“甜”。如此等等，不管如何通变，均离不开阴阳调和，把握好“度”，则相辅相生。江先生正是在此种唯美与道学理念支配下，经营他的方寸之地。

　　边款刻制亦为篆刻艺术的组成部分。百花园中，江先生独取一枝而竞秀，边款以行草字体见长，运刀灵巧，书风峻拔飘逸，其边款成就不低于印面艺术创作。在笔者看来，似乎于文彭、邓石如乃至近代邓散木诸家多有留意，刻款俱以单刀入石，顺势而下，既表现刀刻意味，又追求毛笔书写之笔意效果。从拓片上看，犹如小型法帖，极为可爱。要知道，江先生篆刻艺术能达到如此高度，实则于“印外求印”方面做足了功课。为不断提升自己的审美能力，先生于中国画用功不已，尤为垂青文人小品画，或寥寥几笔，或浓涂淡抹，力求构图完美，着意于所要表达的意境与情怀。“刀石有笔尤有墨”，江先生临池不辍，亦碑亦帖。二王一路行草书逐日而进，甲金篆隶用功日勤，所有这些，诚如蝶恋花，蜂酿蜜，成果尽在方寸之间，真情寄寓毫厘之中。

　　当今社会，价值多元，物欲充斥。关乎“名”关乎“利”，难免令人浮躁。作为从事篆刻艺术四十余年的江竞瑞先生，不仅有“名”，而且已入“名”流。笔者猎奇，问及于“名”做何想，江先生坦言，人来一世，求名利没什么不对，但艺术这一行，太在乎“名”，往往舍本逐末，心思放在追名逐利上，艺术水准必然打折扣。若说本人在乎“名”，无非是我拿艺术赌明天，也用真情换自身。任何时候，不能自个儿砸牌子。大凡出手的每一方印，必倾注自己的心血，必用心、用情去刻。“名”乃外界所加，口碑要自己争取。人生就是阶段性的调整，上升到艺术层面的操刀治印，务要穷其一生而探求不已。

　　大道无边，艺无止境。假以时日，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江竞瑞先生的艺术认知及其篆刻艺术会更高、更远、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