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梦想(赵大年)

　　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大发展，同时出现乱采滥伐，任意排放污水、废气的弊端，严重毁坏环境和资源。许多作家关注环境问题，发表散文、随笔、报告文学，诸如《伐木者醒来》、《淮河的警号》，都是振聋发聩的力作。这些以环境为主题的作品，被称为环境文学。当年我们自己也缺乏环境意识，文学作品中常有“战天斗地”、“征服自然”、“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把人类与自然界对立起来了。

　　1980年我到山东省桓台县马踏湖采访。这个湖很别致，是200多条河道纵横交织而成的水网地带，方圆40里，像个大棋盘，河道如街巷，方格里是台田，芦苇掩映农舍，家家有船，年轻人谈情说爱也在船上。养鸭不用饲料，鱼虾管够。盛产脆藕、金丝鸭蛋。相传这些河道是齐桓公大会诸侯的马队踩踏而成，故名马踏湖。这里原本可以成为美丽的旅游区，可惜惨遭污染。县环保局召开现场会，把50多个往小清河排放污水的企业负责人请来，查看下游马踏湖的污染情况。环保局长含着眼泪说：“先请大家喝一杯马踏湖水沏的茶，如果实在咽不下去，尝尝味道再吐掉也行。马踏湖五万居民每天喝的都是这种水！”他还请我们吃晚饭，有一盘小鱼，鱼体是扭曲的，像麻花，他说：“别怕，只尝一口，还不至于得癌！”我把这些事写出来登了报，县领导很不高兴，说是给乡镇企业泼冷水，他无权惩罚我这个外来的作家，倒是县环保局长丢了官。

　　1981年“世界环境日”征文，我写了小说《对山营》，内容是北京怀柔县汤河两岸的生产队“闸沟垫地”——在山沟里垒坝阶造梯田，还在河滩上筑堤坝垫黄土造田，“千人万担一亩田”，非常艰苦。汤河两岸的粮食增产了，但是河道变窄，如嗓子眼。1979年一场大雨，山洪暴发，山沟梯田成为泥石流，辛苦多年的河滩造田毁于一旦！这种环境文学作品往往不受欢迎，因为你要爱护空气、水质、国土资源，直面现实说真话，就难免触动相关工矿企业及其保护人的既得利益。文艺界也很难给环境文学作品评奖，认为它是揭露阴暗面，写灾难，不是歌颂，不是主旋律。

　　这种得罪人的文章还写不写呢？中国知识分子有个好传统，有忧患意识，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今天我们真的要为严重污染的天空担忧了。凭着作家的良心，这种环境文学还要写下去，不为获奖，不为挣稿费(往往自费外出采访)，不怕打击(有的作家被房地产开发商骂作“爱国者捣蛋”)，也要为生态文明的梦想大声呼唤。

　　我是北京人，家住城里，又曾从事农业机械化工作20年，跑遍了郊区，了解这片三面环山的冲积平原地下水资源十分丰富，历史上不论小胡同还是村庄，到处都有水井，10米左右就能见水。明朝水监郭守敬引白浮泉水入瓮山泊(昆明湖，北京第一座人工水库，始有京西稻)，又经玉渊潭，注入积水潭和中南海，同时建成供水和排水系统。大运河的运粮船和商船队可以直接驶入积水潭，帆樯蔽日，客栈林立，水利工程造就了数百年繁华。此后由于不断开发、乱采滥伐、破坏植被，水源枯竭，北京变得严重缺水。我曾在平谷县下乡劳动，住在深山村李家峪，知道村民家家都有小水窖，储存雨水，旱季赶着毛驴下山驮回两桶水来，“半夜驴铃响，火把点点亮，下山驮水忙”，此水贵如油，当时都是“一水多用”：全家人使用半盆水洗脸(不搓肥皂)，然后洗菜，饭后洗碗筷，最后用来煮猪食。我参加农机技术服务队下乡修理农机具，在延庆县山村吃“派饭”，大妈先到房后扒开柴草，挖出一盆雪来(农户都有雪窖)，放进锅里煮化，用笊篱捞出草叶，除去泥沙之后煮饭。这顿饭吃得我满嘴牙碜，难以忘怀。这些事，在“文革”时期是不能写的。近几十年来，乱采滥伐依然严重，许多河道断流，水库放不出水来，过度抽取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迅速下降，海淀区原本有许多涌出地面的自流泉，如今只剩下万泉路的地名了。

　　我国先哲早就有“天人合一”的学说。我的理解，天，就是大自然，人类和万物都是自然界和谐的组成部分。近300年间，人类在工业化过程中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人们若是因循“先致富，后治污”的步骤，必然付出高昂代价。上世纪末的联合国环境大会，160个国家终于达成共识：只有切实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经济建设和人类文明才可持续发展。现在，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我们关注环境也理直气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