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书写爱情之难(徐小斌)

　　在我的新书《天鹅》首发式上，评论家施战军说：《天鹅》是当代非常需要的题材，但也是作家几乎无法驾驭的题材。深以为然。

　　其实对于这部小说的最大难点来说，并不在于音乐元素与“非典”场景的还原，而在于写拜金主义时代的爱情，实在是难乎其难，稍微一不留神，就会假，或者矫情。何况，我写的还是年龄、社会文化等背景相距甚大的一对男女。

　　在一个物化的世界里，真情变得越来越难，正如我小说中说的，现在是笑贫不笑娼，裸模都能登大雅之堂，中学生都在援交，良家妇女都在“一夜情”，而纯真的感情反而遭人嘲笑。

　　有时我很感慨于现在某些人的爱情观。他不是在爱，而是在算计，以输赢成败论英雄，谁动真情谁就是输家。譬如我认识的一个70后女生，容貌中等偏下，但她可以把几个男人同时玩弄于股掌之中，完全靠手段，什么时候需要谁，算得很精确，就像学过运筹学似的。她觉得自己就是胜利者，很以此为自豪。这类人不少，甚至有一批所谓精英女性都是如此。觉得自己很有生活智慧，譬如她们认为在爱情中运用手段获取男性青睐，然后让自己在与男人的关系上掌握主控地位并从而获得更多的金钱财富是一件特牛的事。但其实，这是一种严重的自我贬低和丧失尊严。

　　在《天鹅》扉页我写了，爱情是人类一息尚存的神性。很多人一生是没有爱过的，而且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甚至没有爱的能力，真爱不是所有人都有幸遇见的。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言，真爱能在一个人身上发生，至少要具备四条，一是玄心，二是洞见，三是妙赏，四是深情。只有同时具备这四种品质的人，才配享有真爱。

　　玄心指的是人不可有太多的得失心，有太多得失心的人无法深爱；洞见指的是在爱情中不要那些特别明晰的逻辑推理，爱需要一种直觉和睿智；妙赏指的是爱情那种绝妙之处不可言说，所谓妙不可言就是这个，凡是能用语言描述的就没有那种高妙的境界了；深情是最难的，因为古人说“情深不寿”，你得有那个情感能量才能去爱。深情被当代很多人抛弃了。几乎所有微博微信里的段子都在不断互相告诫：千万别上当啊，在爱情里谁动了真情谁就输了等等，这都是一种世俗意义上的算计，与真爱毫无关系。

　　我历来不愿重复，可是有关爱，不就是那么几种结局吗？难道就没有一种办法摆脱爱与死的老套吗？如果简单写一个爱情故事，那即使写出花儿来，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我面临的又一个难题。

　　恰在这时，一个香港的朋友给我介绍了几种治疗失眠的办法，其中的一种便与西方的灵学有关。说是灵学，物质不灭，但是可以转换形态，所谓生死，堪破之后，无非就是形态物种之转换——所以我设计了一个情节——男主角的遗体始终没有找到。而在女主角按照男主角心愿完成歌剧后，在暮色苍茫之中来到他们相识的湖畔，看到他们相识之初的天鹅——于是她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办——她绝非赴死，而是走向了西域巫师所“喻示”的超越爱情的“大欢喜”——所谓大欢喜，首先是大自在，他们不过是由于爱的记忆转世再生而已，这比那些所谓爱与死的老套有趣多了也新奇多了。

　　其实最初的想法是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非典”时期曾经有一对恋人，男的疑似“非典”被隔离检查，女的冲破重重羁绊去看他，结果染上了“非典”，男的反而出了院。男的照顾女的，最后女的还是走了，男的悲痛欲绝。这个错位的真实故事让我颇为感动。

　　我喜欢那种大灾难之下的人性美，无论是冰海沉船还是泰坦尼克都曾令我泪奔。尤其当大限来时乐队还在沉着地拉着小提琴，绅士们让妇孺们先上船，恋人们把一叶方舟留给对方而自己葬身大海，那种高贵与美都让我心潮起伏无法自已。而这部小说最不一样的，是关于生死与情感，是用了一种现代性来诠释了一部超越爱情的释爱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