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与罗曼·罗兰(许志强)

　　摘自《无边界阅读》，许志强/著，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

　　读茨威格的自传《昨日的世界》。作者写到与欧洲名流的交往，这方面的记述占据相当篇幅。作者好像什么人都见过，贵妇名媛，俊杰贤士，都纳入记忆的珍藏。有些轶事也只有他才能讲述。例如，弗洛伊德晚年流亡伦敦，茨威格带了萨尔瓦多·达利去看他。在他和弗洛伊德谈话时，达利在一旁画速写。茨威格说，达利那张画“已经把弗洛伊德身上的死神画出来了”。

　　作者精通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多国语言(罗曼·罗兰说他“通晓一切西方语言”)，往来于巴黎、柏林、伦敦等地，俨然是一介活跃的民间文化大使。他第一个向德语文学界译介维尔哈伦的诗歌；在罗曼·罗兰声闻不广时，已是这位作家的异国知音，以“善良的老德国人”的形象出现在巴黎小圈子里。实际上，茨威格当时只有三十出头，是个奥地利犹太人，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很敬佩，意欲与之结识。这位“老德国人”是热心倡导欧洲文化联盟的使者，时常在巴黎出现，把巴黎视为第二故乡，把它看成一朵娇艳的鲜花，不时要凑近观赏一番。

　　他有一个关于旅游的观念，说明他为何与各国文化精英保持密切交往：“……你要发现一个民族或者一座城市最关键和最隐秘之处，却永远不能通过书本；同时，即使你整天四处游逛，也永远不能获得；而是始终只能通过这个民族或这座城市最优秀的人物。你要了解民族和乡土之间的真正关联，唯有从你和活着的人的思想友谊中获得；一切外部的观察始终是一幅不真实的粗略图像。”

　　读《昨日的世界》，正好在旧书摊上买到一册罗大冈先生译的《罗曼·罗兰日记选页》，其中有几则日记写到茨威格，两相对照，读来不无趣味。

　　1913年3月4日的日记里，罗曼·罗兰写到茨威格——“他头发漆黑，留平头，小小的髭须，相当明显的犹太人典型”，还说“他思想很旷达，很开朗”，“对我十分殷勤”。

　　罗曼·罗兰说，每次和茨威格见面，“总是出乎意料地发现他本人和他写的文章如此不同”——这位“古老的德国”的代表，年纪轻轻，犹太人的味道很重，有时不无“傲慢”。他“虽然赞赏法国，谈话一开头却把德国比法国优越的一切理由先陈述一遍”，因此有明显的“德国人的习气”。

　　罗曼·罗兰喜欢茨威格吗？

　　单从这些日记似乎看不出来。总的说来他的态度不算太热络。他写诗人里尔克，倒还说后者“很可爱”，“相当和蔼可亲，孩子气，有诗意”；写到茨威格，无疑是重视的，却说他“天真”，“天真得自高自大”，云云。

　　有一次聚会，里尔克、茨威格及茨威格好友巴扎尔介特都在场，罗曼·罗兰写道：“我对巴扎尔介特什么也没说。他非常谦虚，而且他在桌边的座位和我离得相当远(他坐在维尔哈伦身边，和里尔克面对面)。但是，在一切在座的人之中，我觉得对巴扎尔介特，我最富于同情心。”

　　这段话耐人寻味，有着敏锐而慈爱的体贴之情。巴扎尔介特地位最低，性格又很真挚，在旁观者看来，他的存在似乎有些落寞。这段话似乎也可以在托尔斯泰日记里出现。托尔斯泰对文人的看法颇有意思，喜欢谦虚得像小姑娘一样的契诃夫，对年轻气盛的流浪汉高尔基，态度则稍有些复杂。

　　在茨威格心目中，罗曼·罗兰占据着崇高的地位。《昨日的世界》写到两人第一次见面时说：“我在他房间里感觉到一种人性的、道义上的优势；一种不带骄傲情绪的、内心的自由，这种自由对于一个坚强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我一眼就看出，他在关键性时刻将代表欧洲的良知。”

　　茨威格沐浴在“良知”的光芒之中：“……他那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是我有生以来在一个人身上看到的最清澈、最和善的眼睛；在谈话过程中，那双眼睛把内心最深的感情色彩和热情表现了出来，同时又暗暗隐藏着悲哀。当他沉思的时候，目光仿佛变得更加深邃，当他激动的时候，便闪耀着光辉……”

　　从照片上看，这双眼睛孤独、深邃、忧患，有时也略似里尔克的眼睛，睁得圆圆的，沉默而专注，像是一眨不眨，透露梦幻背后的洞察。这双眼睛确实是深具洞察力，对欧洲文化和思想潮流的动向多有观察。不读他的日记，真不知道他的画论也写得那么精辟、机智而令人发噱(例如对雷诺阿的评论)。他埋头工作，对什么都发表意见，超越于肉欲的狂热和群氓的争斗之上，是社会思想趣味的深刻仲裁者。

　　两本书都提到1913年，一个不安的年份。“一战”烽火在即，许多人还茫然无知，沉醉于世纪之交的物质繁荣和科技昌明之中。罗曼·罗兰在那间堆满书籍的斗室(一个守望欧洲的窗口)，郑重告诫茨威格，要警惕那些“煽起仇恨的人”，这些人“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于侵略性，他们背后还隐藏着物质利益”，而且更缺少顾忌。

　　1914年大战爆发时，罗曼·罗兰以一篇《超脱于混战之上》的政论文章引起争议，甚至遭到法国同胞的抵制和军事当局的仇视，证明他所言不虚，也说明狭隘的爱国主义情绪一旦狂热起来，会成为“一种最恶劣、最愚蠢的感情放纵”。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回顾说：“我始终以为是坚定的个性主义者，却和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朋友们一夜之间都成了狂热的爱国者，而且从爱国主义者变成贪得无厌的兼并主义者。”在这孤立的境地里，他从罗曼·罗兰身上获得鼓舞和安慰；他们按时通信，各自“超脱于混战之上”，不参与破坏和杀戮。这种通信后来持续二十五年之久，直到“二战”中失去联系为止。茨威格后来在自传里总结说：“除了我和弗洛伊德与维尔哈伦的友谊以外，和罗曼·罗兰的友谊使我一生收益最多，在某些时候甚至决定了我的道路。”

　　茨威格和罗曼·罗兰都服膺尼采式的或易卜生式的英雄主义。他们的立场也有区别，茨威格是彻头彻尾的自由派，而罗曼·罗兰的思想是左倾的。对欧洲物质主义潮流的抗拒是罗曼·罗兰思想的焦点，他深感1789年的大革命是不彻底的，认为欧洲需要革命救赎——艺术、社会和道德都需要重建，在道义和智慧两个方面建设统一的欧洲文化。

　　茨威格对欧洲统一体的认识是感性的，是以悠闲、宽容、精美的维也纳文化为蓝本，体现人文主义、自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风范——“所谓文化不就是用艺术和爱情把赤裸裸的物质生活蒙上最美好、最温情和最微妙的色调吗？”自传中这句话既概括了他的生活也概括了他的艺术。这是一个聪慧的乐天派人士。他和罗曼·罗兰保持着一种精神上休戚相关的友谊，而他们两个人的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取得一致，却是值得推敲的。

　　无论是谈论政治还是谈论艺术，茨威格的观点也许都称不上有预见性，但他的见解发自内心，袒露自由派的通脱和明智，对明显的事实保持清楚的意识，这是很可贵的。而他的为人，一如其文风，在生活方面和在艺术方面都不是太精明。那么，洞若观火、处事渊默如罗曼·罗兰，怕还是喜欢这个“善良的老德国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