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兄长(杨怡芬)

　　对于我来说，“宁肯”首先是同学之名，然后，才是一个副词。“宁肯”，是宁肯自个儿选的笔名，这会儿，我对着这两字发呆半天，才恍然大悟：“宁肯”是“宁”的一种解释！宁肯，他取了自己的名字，却又像没有取，只是老实地守住本姓而已。蓦然想到，他的小说文本，也和这名字一般，看着高蹈玄奥，但也许他想要的却是“接地气”的实在。

　　走神片刻，还是回来说宁肯其人吧。2010年，从初春到仲夏，我和宁肯在一个教室里听课，临结业时，又同台演出话剧《雷雨外传》，说起来，无非4个月的时空交集，此后，他居京城，我住海隅，江湖相望，淡淡然如君子交，所以，我开始担心，我的印象记，可会失真？

　　那时，鲁院还在八里庄南里的旧址。春天里，院中花木葱茏，尤其是楼前一树梧桐，开得热热闹闹；我们一班人，以院为家，洗出衣服就在院中绳上晾晒，端的是寻常居家日子，当然也是热闹的。宁肯家在北京，他就走读，只在这花树下匆匆来去。第一个月，我们这班人都很矜持，据说有老师笑我们说是史上最闷的一个高研班，我们自己也着急，想着该怎么破这个闷局。于是，就有自发的各种沙龙出来。有一回，宁肯在沙龙上向我们介绍了一本蓝棣之先生的《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他的推荐真诚中肯，说到：“做梦、创作、神经病这三个方面，从我们自己的直接经验来说，也有很多相同、相通的地方，似乎常常互相转化：梦者在梦醒之后，迅速地变成一个清醒的合理的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因精神生活中的均衡有所改变而变成一个神经病者。精神分析既然可以用来分析精神现象，当然也就可以用来对同为精神现象的文学进行症候批评。”那段时间，我自己也正对荣格感兴趣，于是，就想找这书来看。在网上搜寻不得，就向宁肯借，似乎怕他不肯，我又保证说会很快看完，马上归还。这个也是以己度人，因为自己就是不大肯借出书的人。宁肯不像我那么小气，很快就把书借给了我。那本书，我做了9页满满当当的读书笔记，对我的小说写作，很有帮助。有一天，李浩到鲁院来，我们一起聊天，才知道他们俩见面不易，就E-mail来去讨论小说，把信写得长如大文章。他们聊天也还是说小说，会意处，宁肯笑声爽朗，李浩笑容蕴藉，让人觉得，小说这东西，实在是人生最令人心醉神迷之物。这个阶段的宁肯同学，更像是我们的老师。

　　一些改变，是从外出社会实践开始的吧。那些天，宁肯和大家同行同止。在火车站时，受不了候车厅的闷热，我们索性在广场上席地而坐，宁肯也在其中，路灯昏黄，星月在天，我们东拉西扯，说说笑笑，如晒谷场上乘凉的农人，轻松惬意。可惜到上海之后，我开小差回了舟山探家，错过了和大家同游江南的精彩，听说宁肯和赵瑜他们在西湖边三叠唱和，很是潇洒。宁肯一定爱上了荷叶田田的西湖了吧。今年《江南》杂志做了宁肯的小说专辑，看到消息时，我一想，宁肯和江南又结缘了啊。

　　慢慢地，宁肯融入了我们这个集体，因为他年龄比我们略大几岁，大家都尊他为兄。突然有一天，他又变成了“老爷”。那是我们的毕业演出，于东田导演，盛可以策划，在一周的时间里排出话剧《雷雨外传》全本，以此剧作为毕业演出的背景戏，戏外有同学们的歌舞，并置两舞台，既亲密，又疏离。宁肯演“老爷”周朴园。时间紧，连我这个“画外音”也有压力，第一主角“老爷”的压力可想而知。宁肯坐在那里认真过台词、对戏，稳稳当当的样子，让人放心。北京的大热天，天地间如熔炉，我尽量待在空调房间里不出门，宁肯却是顶着烈日来来去去，那段日子，好像他家里还有病人要照顾，“内忧外患”够他煎熬。但他从没有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一丝的不耐烦，忘词了，弄错场景了，他还羞赧地朝东田笑——他服我们的导演。最难得的是，他居然容忍导演和策划在戏里拿他的新书《天·藏》开玩笑，剧中核心情节周朴园逼迫繁漪喝药的剧情已被“搞”成逼迫看《天·藏》，拿他的新书开涮倒也罢了，还要他本人来涮自己，亏他有这个雅量——真如戏中台词“控制、冷静、矜持”！开演那天，平常上课的教室变成了小剧场，《鲁十三〈雷雨外传〉首演暨结业联欢》蓝色会标悬于黑板上方，演员头像、集体合影都在上面；幻灯片滚动播放，画面是我们班的各种活动场面，每个人都能看到4个月中的自己。宁肯那天的表演超乎寻常的好，他入戏了，真实和虚幻，已经模糊了界限。整个演出很成功，宁肯为此自豪不已。这个自豪，是他把自己深深嵌入“鲁十三”并把自己作为“中流砥柱”之后的自豪，所以，才有长篇散文《鲁院之维》，才有毕业典礼时让全班人泪落如雨的发言，他说：“这4个月，在我的人生旅程中，是一段溢出的、飞来的时光。它刚飞来时让我稍稍有些不适，不知在这段时光的设置中该如何摆放自己，感到游离，甚至疏离，但不知不觉，这段时光逐渐深入了我，把我变成它的一部分。”

　　2010年7月北京别后，9月我们在上海重见，送别同学于东田。8月27日，东田突然弃世，让我们悲痛难言。由班主任发起，我们每个人都表达点心意——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才好，这样表达一下，也许能让我们心里好受一些。宁肯的北京账户就成了大家的账户，那些天里，核对账户、记录名册，这样的俗务，宁肯自觉承担了。在上海，告别式后，我们无语坐在茶楼里，他和肖睿在9月的太阳底下跑去邮局，把我们的心意汇给东田父母。赵瑜曾说，他收到宁肯报噩耗的电话时，宁肯的声音是颤抖的。那么，我暗暗揣想，忙着这些俗务，也许，能减轻点他的悲伤？

　　此刻，我随手翻着《天·藏》——宁肯给班上的每个同学都送了一本，刚巧看到这一行：“什么是真实地发生？真实的边界在哪里？”这会儿，我也这样问自己。在“鲁院”之维里，如师如兄的宁肯真实地存在过，我看到了，我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