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现实的文学(宁肯)

　　宁肯，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高研班学员。现为 《十月》杂志社副主编。1982年发表诗歌处女作《积雪之梦》，“新散文”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为《天湖》《藏歌》、长篇系列散文《沉默的彼岸》。出版有 长篇小说《蒙面之城》《沉默之门》《环形山》《天·藏》，散文集《说吧，西藏》《我的二十世纪》《大师的慈悲》。曾获老舍文学奖、施耐庵长篇小说奖、《当 代》2001年文学拉力赛总冠军、第七届北京文学艺术奖以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

　　最近一两年一直在想，是否存在通俗的现实？如果存在意味着什么？2010年写完《天·藏》我就在考虑写作转型的问题，比如回到现实。问题是难道 过去我没有写现实吗？我一直在写，可为什么又觉得没写？是什么让我觉得没写？显然，这里存在着两种现实：我写的现实和我没写的现实，我没写的现实否定了我 写的现实。那么我没写的现实是什么呢？是贪腐、权力、性贿赂、动辙拥有几十套住房、一桩桩挑战我们神经的权钱大戏，是地沟油、有毒食品、暴力拆迁、三聚氰 胺、PM2.5、比美国大片还惊险的出逃。这样的现实，在我们的视听中旋转起来，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这样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 的内心生活，否定了细腻的感情、心理活动，进而否定了写作。因为这样的现实就好像一个黑猩猩，我本来是说书人，但“鸠占鹊巢”，它占了我的位置。这样的现 实比我讲述我的小说精彩得多，它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所有人的目光，以至我们的现实感已不是来自我们自身而是来自上述令我们愤怒又迷惘的那样的现实。我们 自身的现实无足轻重，甚至称不上现实，我们写的东西也不是现实的，是微不足道的，甚至连我自己也认为自己没有写现实。

　　同时文学也常常被指责没有面对那样的现实，一些官场文学触及了一些贪腐、权钱，但又评价不高。当人们谈论文学的缺席的时候，事先没把官场文学算 在内。好吧，就说纯文学——纯文学为什么没面对那样的现实？或者说纯文学作家为什么没有面对？一种说法是文学应该同现实保持距离，还有人说反映这些问题应 是新闻的责任不是文学的责任，这都有道理，但并不能免除社会对文学的指责与作家本身的焦虑。显而易见，回避已使文学变得看起来十分无能。道义可以商量，责 任可以免谈，但无能让我有点受不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估且认为是忍无可忍——余华的《第七天》冲上去了，我觉得这是个好兆头，余华不是小角色，具有标 志性，但遗憾的是读者仍不满意，甚至眼很毒，戏称《第七天》为“新闻串烧”，学术一点可称为“现实串烧”。然而，实事求是地说，余华是作出了认真而严肃的 努力的，也有部分成功的经验，比如用死后的视角看待现实(注意，我们这里谈的现实均指上述罗列的社会现实)，比如一定程度将现实陌生化。但为什么还是“串 烧”？这真让人丧气。以余华这种高手，甚至高手中的高手，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好像卡在了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呢？我不能说我想清了这个问题，我前面提到 两种现实：我写的现实和我没写的现实，我想前者可以概括为个人化的现实，后者或许可以命名为公共现实——但我更愿称为通俗的现实。

　　“通俗”，百度上解释为“普通的，普遍的，被大众所关注的、广泛理解的”。同时，文学是反映现实的——这种观念无论在读者还是在作家那儿都非常 牢固。在纯文学语境中，小说不能写得太通俗是常识，通俗小说不被纯文学认可的原因也在这里。但如果现实本身就很通俗，那么以反映现实为己任的小说怎么可能 不“通俗”？不“串烧”？就算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陌生化，但文学反映现实的总体观念没变，技巧再高明，也不过是高明地把现实“串”起来完成了对现实的反映， 与通俗的现实区别不大。读者其实很聪明，读者要的是区别而不是“串”起来展示。区别，是，区别，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何区别？观念不改变，怎么区别也无济于事。“文学反映现实”，“文学不反映现实”，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判断，两种认识有根本性的区别。要想区 别，不在这里找很难找到，在这里找到了区别，才可能给读者区别。显而易见，现在我同意第二种判断，即：文学不反映现实。这看起来有点大逆不道，逃脱文学的 基本责任。事实不是这样，不反映不等于不涉及现实，而我要说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涉及”二字。文学不反映现实但勇于涉及现实才可能摆脱“反映”的通俗现 实的陷阱，以及与之相关的反映论的陷阱。现实不是文学的本体，对现实的超越才是文学的本体，这个本体恰是读者所要的“区别”。

　　对于通俗的现实，回避不可取，反映亦不可取，惟有“涉及”或许是文学的“窄门”。“涉及”免除了回避，同时，也是一种超越性的反映现实的方式。 但不是本体性的反映，是顺带的反映，也就是说：在反映之上还有一种东西。那东西是什么呢？我想《百年孤独》知道，《铁皮鼓》知道，《平原烈火》知道，《魔 山》知道，《酒吧长谈》知道。说到略萨的《酒吧长谈》，我想起2010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讲演时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可以从旁注释“涉及”，他说：文学 不为政治服务，但要让政治为文学服务。这话当时我听了很震动，这话也可以这么说：文学不为现实服务，但现实要为文学服务。文学是本体，现实是手段。当然， 这远不是问题的结束，事实上仅仅是问题的开始。现实与主体的关系还要复杂的多，具体而微的多，涉及方方面面，有些只有上帝知道。我也在面对“通俗的现 实”，我正在进行的新长篇《三个三重奏》涉及了非常通俗的“双规”，但我时时都在提醒自己，我写的不是现实中的“双规”，我要尽可能地写得不像，我反映的 不是“双规”，而是让它为我所用，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为此我把地点放在了798那样的环境中，环境是超现实的，审讯也是。在面对通俗现实上我认为用得着 齐白石的一句话叫：学我者生，像我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