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小说家(邵丽)

　　据说作家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职业。究其原因，可能与他们生活在两个世界有关——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而产生的身份错位和焦虑，常常会把人逼入绝境。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的写作也常常卡壳。很多时候我都在想这么一个问题：这些年我都写了些什么呢？“我靠贩卖高潮、惊险的情节、人物素描和精彩独特的对话来维持生活。”小库尔特如是说。其实，我连这些都做不到。我常常在夜里醒来，想到自己是一个作家，竟然靠这个生活了这么多年，还沾沾自喜，不禁心里一阵恐慌。我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吗？如果没有，凭什么成为作家？巴尔扎克说，文学一定要站在思想的前沿，“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最大量的思想。”回观我们自己，即使有思想，那是什么样的思想呢？

　　有一次，我的外甥女和外甥女婿来看我，他们想把我的作品译介到德国去。外甥女婿的名字叫安，是个德国人，现在英国教书，找了个中国媳妇，是个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不在这个国家，就在那个国家，反正不待在德国。

　　我问他中国作品在德国有没有市场，安说，市场永远都在。他从包里拿出一本我的小说集，“我读过你的几篇小说，不客气地说，有很多想当然的东西。”他笑了一下，“不过，这也不能怪你，估计大多数中国作家都这样。”

　　“那你为什么还要把它们译介过去呢？”

　　“因为中国，这是惟一的理由。”他耸了耸肩。

　　我知道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现在地球村没人能绕过中国。

　　又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抛弃德国，他弯起一根指头点着自己的鼻子说：“为了自由。”然后又自言自语道：“我常常为人类感到悲哀，一个人，在他没有选择能力之前，像下雨一样落在一个国家，就要被这个国家所拥有，成为这个国家的国民，像商品一样被打上这个国家的标签。先不讲国家爱不爱他，他得先爱这个国家，否则便会遭到谩骂甚至惩罚，简直连一只鸟儿的自由都没有！”他气愤得忘记了德国人的严谨，拿茶杯在桌子上磕得嘣嘣响。

　　是啊，谁不想过得更自由一点呢？也许在某些国家，当作家没有任何条件，只需要一心一意地，或者随心所欲地从事他所喜欢的一切。可是在我们这里不行，这也不是所谓管制的松紧问题，而是文化表情的差异。我们都太爱国了，国家这个词永远都比家大，比个人大。从积弱积贫的世纪走出来，我们更能体会到“祖国”意味着什么。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什么都看透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更看不透了。我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一样，一方面对取得的进步沾沾自喜(它确实是可喜的，而且这种可喜对全人类都有意义)，一方面又对庞大而又不知底细的未来忧心忡忡，不知路在何方，该何去何从。我们和这个老国一样沧桑，瞻前顾后地走在前无古人的路上，我们像是拓荒者，也像是赌徒似的冒险家。

　　有这种焦虑和迷茫的，又岂独作家？

　　那么，这个国家到底值不值得爱，值不值得为之奋斗呢？

　　我的父亲，十几岁闹革命，当了半辈子地方领导，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挨斗和检讨中度过的。他只相信官媒报道和上级精神。每当孩子们在他面前“传播小道消息”，都会遭到他的怒斥。父亲吃饱的时候感谢党，饿肚子的时候体恤党。让我们想不到的是，当匮乏之虞和恐惧之忧从身边消失之后，他整日愤世嫉俗，对什么都看不惯。我的母亲一辈子都生活在缝缝补补之中。生活困难时期，每天晚上我们半夜醒来还能看见她在油灯下纳鞋底、补缀旧衣服。现在她整天发愁旧衣服没地方倒腾，农村老家没人穿，即使给灾区捐衣服，也必须要崭新的。送给收破烂的，人家挑三拣四嘟嘟囔囔不愿要，还得给人家说一大堆好话。

　　我的女儿大部分业余时间都在网上，除了网购就是跟一帮小愤青骂骂咧咧地发牢骚。与我父亲相左，她从来不相信大道消息，专门找小道消息。我曾经告诉她，我6岁的时候因为划破一张毛主席像而与他姥爷一辈子反目成仇，视同陌路，她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我说，那就是30多年前中国人的现实生活。

　　她无法想象30多年之前的中国社会，我也没有能力写一部书，告诉她这3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什么。即使我能写出来，她也没工夫听我唠叨。她只想着自己满嘴跑火车。

　　有时候我也很惶惑，这个老国到底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答案肯定不好统一，毕竟角度和立场不同，这个叫作“价值观”的东西现在成了我们生活的坐标。是不是可以说，远不是那么好，但也远不是那么坏？过去，我们国家天天饿着肚子跳着脚跟人玩命，没人把我们当回事；现在基本不出手了，可谁都不能把中国夹在眼角。全球各国领导人的就职演说，如果没有谈到中国，那肯定是跑题了。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该安慰还是抱怨？

　　也许，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家庭一样，看见邻居的生活比咱好，咱不能把自己家的房梁拆了，门封了，搬到邻居家去蹭饭吃。如何把自己的家打理好，一点一滴地跟人家学着过日子，这才是正道儿。咱追着往前赶，可能有时候快点，有时候慢点，但只要不停下来，相信总有一天会赶上人家。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突然感到肩负的责任之重。(作者为小说家、河南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