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曾隔窗窥新月(刘心武)

　　我14岁那年，在一个绿皮本上写诗，第一首叫《绿色交响乐》，被母亲偶然发现，她说：“倒有些‘新月派’的味道，不过现在是新时代，你不要学那种旧格调！”我驳她：“我看过鲁迅文章，知道‘新月派’不好，我怎么会去学？何况我到哪里去看‘新月派’的诗？我一首也没有见过啊！”母亲也就算了。那一年我订了《文艺报》，那时的《文艺报》四开左侧有骑马钉，是杂志，但封面报头下就刊发文章，又很像报纸，记得有期封面的文章标题赫然是《繁琐的公式能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署名唐挚，父亲瞄过几眼后，说：“能跟周扬同志商榷？看来真的是推行‘百家争鸣’了！”那时《文艺报》为周刊，有一期发表了一个座谈会报导，与会者里有个陈梦家，当时已经搞文物研究，但作为三十几年前的“新月派”诗人，又被请出来重返诗坛，他在发言里自称：“我是出土文物。”但似乎也还没有马上出版他的诗集。我问父母当年是否读过他的诗，母亲说记得一句：“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父亲说连这句也不记得，但见过照片，是个美男子。我那时就想获悉陈梦家除“一朵野花”以外的其他诗句。

　　那一年又开始了普选。母亲参加街道工作，为此忙碌。我未成年，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当然置身事外。如今从“人民网”上中国共产党新闻栏目查到：1953年的4月2日，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出《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选民资格若干问题的解答》，拉开了新中国第一次人民代表选举的序幕。这两个文件是根据前不久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要求发出的。这个选举法是新中国的第一部选举法。根据这个选举法，中央人民政府选举委员会作出决议，在年内召开由人民普选产生的乡、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指出，在基层选举中，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让每一个公民都有选举权，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全国基层选举工作，从四月开始全面铺开，近六亿人参加选举，选出基层人民代表为五百五十多万。1956年下半年，我国举行了第二次基层普选。此次印发的选民证由竖排改为横排。纸张由灰色改为粉红色(这一颜色的纸张一直沿用至今)。印章也由方形改为现在通用的圆形，字体二列横排。1956年1月18日，国务院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简化字方案，所以该证书“选民证”的“选”字和“选举委员会”的“选举”二字和“会”字均已采用了简化字。

　　记得那年夏天，我们钱粮胡同的部分选民，在我们住的那个院子里发放选民证，我在家里隔着有花式隔栅的玻璃窗，能望见那边马缨花树下的景象。母亲自然是张罗者之一。她在回屋取东西的时候，笑着对我说：“幺幺，隔壁的陈梦家先生在帮忙核对姓名呢，你不看看他吗？”我就赶紧隔窗窥望，于是一位俊逸儒雅的中年男子进入我的视野，他虽然穿的也是蓝布的干部服，但是浓黑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衣裤和皮鞋一尘不染，一脸蔼然的微笑，在那里与一些人交谈。

　　三十二年以后，我和唐挚成为了邻居。唐挚是笔名，真名唐达成。再两年以后，我们都赋闲，有时我就去他家闲聊。不知怎么就聊到陈梦家。达成说梦家不仅诗好，还是古文字专家，家里收集的明式家具，价值连城，美轮美奂。我补充说：“还是个美男子。”达成淡淡地问：“你见过？”我告诉他：“那时我家住钱粮胡同35号，是海关总署宿舍，很大的院子，隔壁34号缩进一块，是个小四合院，那就是陈梦家私宅。”达成想了想，摇头：“不对吧。北京的门牌，都是路这边单号，那边双号，34号怎么能跟35号挨着？”偏那时候我正研究北京的胡同，就告诉他，原来北京街道胡同的门牌编号都是从一边编起，顺序往前到头拐到另一边，直到七十年代才改成一边单号一边双号的。达成感叹：“多少事，经历多少变迁，越往后越难弄明白了！”我就把当年曾隔窗窥望陈梦家的故事讲给他听。达成叹道：“我那时候糟糕，毕竟是写了大块文章跟周扬叫板。陈梦家只不过是有一次发言，建议文字改革应当慎重。他是研究古文字的，他的意见可供参考啊。”我那时也曾从后来的《文艺报》上见到陈梦家糟糕的报导，但不清楚他究竟说错了什么。达成那么一揭秘，倒令我倏地忆起母亲讲到的情况。母亲说，她去34号院请陈梦家帮助街道核对选民证，陈很高兴，说应该出力，可是就在我们院那棵马缨花树下，有位七十一岁的选民，不接他那张选民证，他说自己一直姓“葉”，现在凭什么给他改成了姓“叶”？如果接过那张证，他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竟声泪俱下。那一年刚刚公布推广简化字方案，有的字，确实简化得好，比如把“體”简化为“体”，“人之本为体”嘛，“幤”简化为“币”，也很容易接受，但“樹葉”简化为“树叶”还好，把人家姓氏“葉”简化为“叶”，一时难以接受，也应该理解。母亲当时只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好笑的插曲道出。她还讲到，陈梦家就建议在选民张榜时，遇到每位姓名中有被简化的字时，后面加一括弧将原来写法列出，不过他的这一建议未被采纳。那么，当年陈梦家之所以在鸣放中发表“文字改革应当慎重”，是否也与他那天在我们院子马缨花树下的遭遇有关呢？

　　我44岁那年，在一个中外文学交流活动上，见到赵萝蕤女士。我知道她是陈梦家的遗孀。但那时候也还没有《梦家诗集》出版(在我64岁的时候中华书局才出)，我也仍然只是知道梦家有句“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的诗，但我知道赵萝蕤女士恰是美国现代派诗人艾略特长诗《荒原》的中译者，两个“荒原”令我有宿命的惆怅。我那时候也知道赵女士住到美术馆后街她父亲赵紫宸家去了。那次我和赵女士邻座，她知道我，我也知道她，但是她没有问及我的写作与编务，我心里有陈梦家，有《荒原》，有钱粮胡同，但我们彼此没有以上内容的交谈。我们谈及西洋古典音乐，那时候CD盘在中国还远没有普及，我们家里都只有收听大唱盘和盒带的音响，我们各自道出最近最心爱的盒带，她听说我有法国作曲家、管风琴演奏家弗兰克的盒带，眉毛上挑，非常惊异：“你哪里得来的？从巴黎买回的？”我就告诉她，是在金鱼胡同东口对过(现已拆辟为金宝街)的一家国营商店买到的，那一家专卖进口的大唱盘和盒带，时常可以遇到很特别的品种，比如弗兰克的这盘管风琴曲，他们只进口两盒，我买时仅剩一盒，说到这里，她笑道：“那盒该是我买啊！不知究竟谁给买走了！”我就表示将我那盒赠与她(我知她父亲是神学家，弗兰克的管风琴曲多为圣乐)，她说：“哪能呀，咱俩互通有无吧！都允许对方翻录，完了物归原主，好吗？”一言为定后，我首先将弗兰克的盒带换来她的好版本的德沃夏克《致新大陆》，后来我们又有所交换。但这种美好的交往未能持续。我56岁时从网上看到赵女士去天堂与梦家会合的消息。下一年，达成兄去世。再一年，赵家那极具文物价值的四合院被强拆。“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