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而“一无所获”(张学东)

　　不知不觉间，我写小说已有十二三个年头了。从生命层面来说，一轮刚刚过去，新的征程已然开始。我曾在一本小说集的自序里说过，作家的力量微乎其微，尤其是在这个疯狂的时代，微博、微信几乎无孔不入，人们对某个事件的关注总是如蜂群般呼啸而来，或如蝗虫扑向麦地时咀嚼有声，人云亦云的“微”言让现实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漫天飞舞的信息叫人眼花缭乱，身处这样一个时代，作家的境遇可想而知，埋头苦心经营一部作品，其结果好像并不容乐观。

　　这让我想起海明威那部耳熟能详的《老人与海》，老渔夫圣地亚哥在连续84天未能捕到鱼的状况下，毅然决然地独自出海，在经历了狂风恶浪的轮番洗劫后，勉强捕到的一条大马林鱼，然而在归途中一再地遭遇鲨鱼的猛烈袭击，终究只剩下森森鱼骨。其实，当代作家面临的很可能是跟老渔夫相同的命运：即“获”而“一无所获”。我们的外部环境就是如此险恶，急剧膨胀的信息无时无刻不在碾压公众的神经，“微阅读”让读书时间前所未有地碎片化了，作家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状况日益明显。往往一部中短篇小说发表尚不及一篇120字的微博所受到的关注度高。随便逛一下书店，总会发现纯文学作品退守凄凉一隅，问津者寥寥。

　　但仔细琢磨，大批读者的丢失很可能也是作家自己造成的，比如对当下社会关注度不够、缺乏解释生活的生花妙笔、没有足够的现实批判能力和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作者只是宅在书房里闭门造车，或者一味地沉迷于岁月往事的打捞与回味中，对纷繁变幻的现实生活不闻不问，对当前复杂的社会矛盾避而远之，没有切肤之痛的生命体验，亦没有对公平、正义和良知的叩问，最终使我们的作品缺乏撼人心魄的时代感召力。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作家与故乡的关系再度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故乡是文学创作最丰富的资源宝库，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到底有多大，对于故乡的回望和描摹是否还仅仅停留在最初的原点，停留在痴人说梦般的不厌其烦？诚然，钩沉过往是条创作的路子，但如何能够激活故乡生活场景，将那些带有浓郁的乡土印记的元素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从而不断地充盈到现实生活的每个角落，使我们的作品血肉丰满、精气十足，或许才是真正地依托故乡却又超越故乡的地域性写作。

　　从这个意义上讲，故乡依旧是作家的安身立命所在。一旦离开故乡，文学将会失去它可以触摸到的体温。拙著《西北往事》《妙音鸟》《人脉》等长篇小说都是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我生活过的西北城镇为背景的，大多反映的是西北平原人的一种生存境况。早在2007年，日本汉学研究者野原敏江曾在日本文坛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将我早期的小说《跪乳时期的羊》《青羊过街》《看窗外的羊群》并称为“羊的三部曲”，并深刻论述了我的文学创作与故乡、童年的关系。这些作品正是我所表达的关于故乡记忆的一部分，没有故乡，它们就不会出现。然而，一个作家仅仅写出这些作品还远远不够，因为那只是记忆中的故乡，而非作为精神家园的故乡朝向外部世界和当今社会的辐射与蔓伸。陈寅恪先生有句名言：前人说过的我不再说，别人说过的我不再说，我自己曾经说过的我不再说。故此我以为，故乡元素之于作品固然重要，但豆腐三碗、三碗豆腐式的言说亦该休矣。

　　作为宁夏“新三棵树”之一，我深知自己既是这个群体中的受益者，同时，也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受限者，因为不可避免的地域特征等因素，会让彼此在创作上趋于雷同。宁夏青年作家多以短篇小说创作为主，一方面这跟全国的文学刊物刊载格局有关，另外由于中短篇创作短小精干可速战速决，被选载被关注的机会也相对较多，从作者角度来说似乎更容易出成果。但我想，仅为此原由便长期采取一种避重就轻的写作策略，就好比一只雄鹰，本来它的一生可以翱翔天空、四海为家，可偏偏选择只在自己巢穴边很有限地徘徊往返，这对作家的成长或许也是种不小的伤害。我始终以为，小说是“慢”的艺术，任何急于求成的叙述和文本都与小说格格不入。尤其是当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时，写作者几乎要肩负史官的特殊使命，在这个层面上，作家不仅要善于打捞陈年旧事，更要敢于直面当下生活和现实困境。

　　经过十余年的不断思考和摸索，我的创作方向由中短篇转向长篇，小说的叙事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在驾驭相对复杂的人物和事件上已能得心应手。写作本身没有大题材和小题材，只有格局的大小和视野的宽窄之分，小说不能也不该总在同一个视角上左顾右盼，那就形同于坐井观天了。以前，我写过童年的乡村生活，也写过70年代城镇少年的成长经历，但总觉得小说中的故乡跟自己现在的生活相去甚远，不无孤芳自赏之嫌。直到陆续创作了《超低空滑翔》《人脉》以及近期的长篇小说《尾》等现实主义作品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作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那样密切，现实生活无时无刻不在逼近和碾轧我们，而很多时候，我们却在不自觉地选择后退或逃避，习惯于躲进书斋异想天开，满足于守着一把故乡泥土流连忘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