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梁庄，我的忧伤 ——《出梁庄记》写作有感(梁鸿)

梁鸿近影

　　土耳其当代作家帕慕克在凝视他的城市伊斯坦布尔时，说他的内心充满了“呼愁”(huzn)。“呼愁”，在土耳其语中，有宗教的含义。“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郁，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用中文来翻译，“呼愁”或可以用“忧伤”来对应。“忧伤”，忧郁、伤感、郁结、凝聚、怀念，与真实的事物和情绪本身已稍有距离，有间隔，有审视的意味。它是一种集体情绪和某种共同氛围，蕴藏在这个时代的每一处废墟之中。并且，我们越是决心清除这一废墟，“忧伤”就越是清晰地存在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个人心中。

　　是的，忧伤，在写作《出梁庄记》的过程中，当奔波于大地上各个城市的阴暗角落时，当看到那一个个人时，我的心充满忧伤，不是因为个体孤独或疲惫而产生的忧伤，而是因为那数千万人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场景和共同的凝视而产生的忧伤。忧伤不只来自于这一场景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制度与个人，城市与乡村等等，也来自于它逐渐成为我们这个国度最正常的风景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化中必须的代价和牺牲。它成为一种象征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我们按照这一象征分类、区别、排除、驱逐，并试图建构一个摒除这一切的新的自我的堡垒。

　　然而，如何能够真正呈现出“农民工”的生活和乡村的历史与现实形态，如何能够呈现出这一生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这一国度的制度逻辑、文明冲突和性格特征，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并非因为没有人描述过或关注过他们，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被谈论过多。大量的新闻、图片和电视不断强化，要么是呼天抢地的悲剧、灰尘满面的麻木，要么是挣到钱的幸福、满意和感恩，还有那在中国历史中不断闪现的“下跪”风景，仿佛这便是他们存在形象的全部。“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包含着诸多社会问题，歧视、不平等、对立等复杂含义的词语，它包含着一种社会成规和认知惯性，会阻碍我们去理解这一词语背后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命存在。

　　一个词语越被喧嚣着强化使用，越是意义不明。与其说它是一个社会问题，倒不如说它是一个符号，被不同层面、不同阶层的人拿来说事儿。我们缺乏一种真正的自我参与进去的哀痛。“当遭遇现代性时，我们失去了‘哀痛’(mourning)的能力。”印度当代思想家亚西斯·南地认为，“现代性的语言是一种精算术的语言，我们学会了计量得和失，但是却忘掉了怎样去缅怀和表达我们的哀痛。”哀痛，就是自我，就是历史和传统，就是在面对未来时过去的影子。

　　用哀痛的语言来传达忧伤，那共同风景中每一生活所蕴藏的点滴忧伤。哀痛和忧伤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我试图发现梁庄的哀痛，哀痛的自我。说得更确切一些，我想知道，我的福伯、五奶奶，我的堂叔堂婶、堂哥堂弟和堂侄，我的吴镇老乡，那一家家人，一个个人，他们怎么生活？我想把他们眼睛的每一次跳动，他们表情的每一次变化，他们呼吸的每一次震颤，他们在城市的居住地、工作地和所度过的每一分一秒都记录下来，我想让他们说，让梁庄说。梁庄在说，那也将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在说。

　　不只是“农民工”的生活，不只是城与乡、市民与农民、现代与传统的关系，而是这些关系的总和构筑着梁庄的生活，并最终形成它的精神形态和物质形态。我不想把《出梁庄记》问题化，也特别希望读者能够体会到其中复杂的层面。它不是一个为民请命的文本，而是一种探索、发掘和寻求，它力求展示现实的复杂性和精神的多维度，而非给予一个确定性的结论。

　　我看重“梁庄”内部的细枝末节，刹那的羞涩，无知无畏的坦率，瞬间的凶猛，不肯退去的羞耻，不愿释怀的“无身份感”和那眉间遥远的“开阔”。我喜欢这些“闲笔”。它们附着在梁庄荒芜的场景中，就像那夏天暴雨后的植物，以一种荒凉的方式显示出顽强的活力。我想传达出这一世界的内部，它的蔓草丛生、尘土飞扬、忧伤，还有，永恒的“生活的动力”。没有哪一个生命和场景完全绝望，即使被侵犯的天真而又迟钝的小黑女儿，在经历过那样的黑暗之后，她依然在成长，生命仍然在蓬勃。活下去，就是一种对抗。

　　他们欢乐、大笑、热情、自制，他们打架、示威、反抗、忍受，这一切都源于那条河流，几千年以来它一直默默流淌。静水深流，形成这个民族共同的哀痛。每个生存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哀痛。这一哀痛与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有关，但却又超越于这些，成为一个人内在的自我，是时间、记忆和历史的积聚。

　　“忘掉哀痛的语言，就等于失去了原本的自我的一些重要成分。”哀痛不是供否定所用，而是为了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回到“人”的层面——不是“革命”“国家”“发展”的层面——去发现这个共同体的存在样态。哀痛能让我们避免用那些抽象的、概念的大词语去思考这个时代的诸多问题，会使我们意识到在电视上、报纸上、网络上看到读到的那些事情不是抽象的风景，而是真实的人和人生，会使我们感受到个体生命真实的哀痛和那些哀痛的意义。

　　与此同时，必须承认，对于我这样一个并不坚定的调查者而言，每每离开梁庄和他们在城市的打工场地，我都夹杂着一种略带卑劣的如释重负感，无法掩饰的轻松。任务终于完成了，然后，既无限羞愧又心安理得地开始城市的生活。这种多重的矛盾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必须解决的心理障碍。还有羞耻。你无法不感到羞耻。一个特别清晰的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一羞耻的塑造者和承受者。它不只是制度、政治的问题，它是每个人心灵黑洞的赤裸裸呈现。它是同一场景的阴暗面。

　　责备制度、批判他人是我们最普遍的反应，但却唯独忘记，我们还应该责备自己。我们也是这样的风景和这样的羞耻的塑造者。我们应该负担起这样一个共有的责任，以重建我们的伦理。路边倒下的那个老人，超市里的问题牛奶，马路上突然下陷的大坑，被拆掉的房屋，都不是与“我”无关的事物。它们需要我们共同承担起来，否则，我们的“自我”将彻底地失落。

　　如果不能对“自我”提出要求，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不会改变。我们也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情感和深远的哀痛。

　　《出梁庄记》 梁鸿著 花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