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人”的文化诉求

　　在农民开始大批进城务工这20多年来，中国凭借着廉价劳动力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并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支撑着中国实体经济的崛起。尽管如此，进城务工者的身影依然模糊，多年以来，在大众文化的景观中，他们的故事几乎是缺失的，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此庞大的群体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也缺乏真正的归属感。

　　情况最近有些变化。“80后”打工女诗人郑小琼诗集《女工记》、美国华裔女作家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中文译本、从新疆迁居广东东莞的女作家丁燕创作的《工厂女孩》等三部作品相继出版，引起人们的关注。

　　张彤禾不仅从打工女孩背井离乡的“奋斗”经历中体认出自己家族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的百年移民史，更认识到自己作为跨国时代的媒体人所“天生”具有的流散和漂泊的属性。而丁燕把“走近”工厂女孩作为来自西北的自己“适应东莞生活的第一步”，并期望通过这次写作完成作家身份在新生之地的“重生”。相比之下，打工出身的郑小琼则在书写女工记的过程中实现从“我自己是女工”到“我们有着相同的背景和生活”的升华 。虽然她们的创作动机不尽相同，但三部作品都经过作者深入调查、走访，甚至有亲身打工的体验。最终，她们“殊途同归”，用不同的文学形式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女性打工者鲜活而真切的故事。

　　三本书都处理了“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基本主题，即来自农村的“懵懂”女孩如何主动或被动地适应现代化、机器化的工厂生活的心路历程，就像张彤禾在书中专门记述的成功励志书籍以及培训班对于这些教育程度不高的女工们的深刻影响，就像丁燕“卧底”电子厂的过程中亲身体验到“让一个简单动作，一万次乘一万次地，重复再重复！最终，工人变得和注塑机一样，一起动作、呼吸、旋转”，同样的经验也出现在郑小琼的诗句里，“她揉了揉红肿的眼窝/将自己/插在某个流动的制品间”。

　　相比老一代“打工妹”，如今这些“80后”、“90后”进城务工者有着不同的历史经验和未来诉求。今年年初出版的一本《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社会学调查报告指出，新生代进城务工者基本不会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再加上他们更认同于城市价值观，不会像父辈那样返回故乡，而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又使得这些年轻人很难真正留在城市，于是，在生活上，在文化上，他们处在“城市进不来，乡村又回不去”的尴尬状态。据统计，2013年新工人的人数已经达到2.6亿人，如此之众的产业工人群体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首次出现，如何让他们摆脱异化劳动，并在工作的地方扎根、繁衍，将是中国进入工业时代、完成城市化的重大挑战，文化建设也是重中之重。

　　如果说《打工女孩》和《工厂女孩》中“进城务工者”仅仅是被表现的“客体”，那么，王十月、郑小琼等进城务工者的作品标志着“主体”已经开始发声。表达是文化的前提，表达之后还需要理性的建设，需要形成新的文化形态，从而使进城务工者摆脱“女工记”中描述的“原子化”生存状态。在这方面，以“新工人艺术团”为代表的创作团体已经开始倡导一种互助协作、劳动价值和集体尊严的文化伦理。他们重新赋予劳动者正面的价值，创作了《打工，打工，最光荣》、《天下打工是一家》、《劳动者赞歌》等歌曲；他们提倡互帮互助的合作精神，新工人艺术团创办了同心超市、打工子弟小学等服务于打工群体的社会组织。除此之外，每年还组织新工人艺术节和打工春晚的文艺活动，这些不仅丰富了打工者工作之余的文艺生活，使他们从流水线的禁锢中暂时解脱出来，而且形成了同乡之外的文化共同体。

　　在这种以打工者为主体的文化实践之外，我们还应该积极创造新生代进城务工者返乡的社会文化环境，帮助他们重新认识乡村的正面价值。新工人艺术团最新出版的专辑《家在哪里》中有一首歌《春光 故乡》，呈现了“春天/水映着光/故乡/已不是故乡”的情景，这种“不是故乡”的故乡说明了当下乡村的没落，故乡已不再是记忆中充满稻香和萤光的乐土，而是“干枯的河床/衰败的村庄”。这种乡村的衰败使得农民工无法“真正”返回故乡，却也为重新认识、建设故乡提供了契机，家乡不该是贫瘠的土地、遥远的他乡，那里的“有机”生活应是我们美好的归宿和心灵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