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把书桌搬到田野上(孙晶岩)

24年前，冯骥才送作者的照片，展示他收藏的“三寸金莲”

冯骥才与报告文学作家孙晶岩近照

　　人在年轻时遇到一个好老师是最大的福分，冯骥才当之无愧是我文学上的领路人。如今20多年过去了，我已经出版了16部重大题材长篇报告文学，可我忘不了在我蹒跚学步时大冯对我的扶植和鼓励，他永远是我精神上的导师，激励着我走向田野，走近人民，挚爱真善美，关切天地人。　　

　　——题记  

　　画外音

　　马年春晚当顾问

　　被小刚拉进“火坑”    

　　由冯小刚担任总导演的马年春晚是对央视历届春晚的一次大翻新。聘请冯骥才、阎肃、刘恒等担任艺术顾问，堪称慧眼识珠。春节是中华民族最大的“非遗”，冯骥才是真正通晓中国文化和中国民俗的大家。

　　马年春晚顾问是个怎样的角色？会起到怎样的作用？二伏最热的一天，我致电大冯，既向他表示祝贺，也亟待回答心中的疑问。

　　冯骥才说：“半个月前，我接到小刚的电话，他告诉我，央视已邀请他来当马年春晚的总导演，因为还没有正式对外宣布，所以不能讲出去。我当时就开玩笑说了句，‘你这次是掉进火坑了’。没等我话落，电话那端小刚已大笑起来。没想到，他在电话里邀我加盟”。

　　冯小刚接下央视春晚总导演的工作后，马上想到的就是请能人相助，在他列出的顾问名单中出现了冯骥才的名字。“小刚是特别接地气儿的导演，最知道百姓心里想的是什么。”

　　冯骥才风趣地告诉我：“顾问嘛，就是既得顾又得问。和其他几位一起帮着出出主意。我和小刚是朋友，我会努力帮衬冯导，提供一些好的想法和点子。”

　　“非遗”最大的特点是老百姓能够亲身参与，而春晚最大的问题是老百姓不能亲身参与。以往的春晚有时候像个联欢会，甚至有些中国民俗都搞错了，充斥了一些外国的东西，弄得不伦不类。冯骥才在马年春晚上主要负责民俗把关，他希望在大年三十这顿必不可少的年夜饭上，向观众奉献一台饕餮大餐。有他精心指导坐镇把关，我相信马年春晚一定值得期待。

　　“丐帮首领”1米92，进出灾区“费”药水

　　第一时间到过地震灾区的人一定熟悉这个镜头：出入灾区必须喷洒消毒剂。眼前(右图)这个双手举起，双眼紧闭，裤腿和鞋子布满泥巴，正在接受消毒剂喷淋的就是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画家、教育家冯骥才。

　　每次进出灾区，都要经历一次这样的“药浴”。为这样一位身高1米92的大个子喷药，工作人员打趣地说他比别人费药水。

　　汶川大地震对古老的羌族文化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大禹的故乡沉在堰塞湖底，羌之觞，国之痛，冯骥才立即成立紧急抢救羌文化专家小组，赶赴灾区。冒着余震，收集编写了《羌族文化学生读本》。

　　我也曾在汶川地震时到四川8个极重灾区采访，深知余震、泥石流和疫情是如何危及人的生命。我等小兵在灾区打拼理所应当，可冯骥才是中国屈指可数的文化泰斗，是第一时间奔赴汶川灾区年龄最大的作家。在我的心目中，文化泰斗远远胜过一打不作为乱作为的达官贵人。他在天津有舒适的住宅和优越的生活，他原本可以穿着高档的时装悠闲地坐在书斋里边看书边喝咖啡，可他却经常往穷乡僻壤跑，足迹遍布祖国20多个省区，风里来雨里去，一身汗水一身泥泞，他为此还获得了一个“丐帮首领”的外号。

　　有一次他冒雨到武强的一个现场考察，汽车滑下路面陷入松软的麦地。他们只能步行。一路泥泞积水，尽管当地的同志为他们准备了胶鞋，但他的脚太大，靴子太小。一位同伴急中生智，叫他用装胶鞋的塑料袋套在脚上。这样，他们一行人走在烂泥路上，行同一伙乞丐。由于脚底太滑，走起路来左歪右晃，大家笑着叫他“丐帮首领”

　　我非常珍爱大冯在灾区被喷洒药水的这张照片，我觉得这张照片是对“社会责任感”最好的诠释，在国家危难之际，大冯以进击者的形象时刻准备冲锋陷阵。他是上苍赐给中国人的珍贵礼物，是一个满腹诗书的大才，他颇像费孝通先生，在中国的大地上扎扎实实地做文化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抢救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老城和古村落，这样的知识分子乃是中国的脊梁。

　　两度为我的长篇处女作题词

　　冯骥才的父亲是浙江宁波人，母亲是山东济宁人，他身上有两种文化基因，既有浙人的聪慧与细致，又有鲁人的豪爽与激情。他是吴越清香的绿茶与齐鲁刺鼻的烈酒的混合体。与他相处，你既能感受到他的清雅灵秀，也能感受到他的古道热肠。

　　我是在24年前的一次文人聚会上认识大冯的。他热情地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告诉他在写一部关于服装的长篇报告文学，我说这个题材必须从服饰文化的角度去开掘，才能写得深刻。也许是文化这个词汇触动了彼此的神经，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聊得很投机，他思维敏捷出口成章，谈话就像做演讲，充满了智慧和幽默。我觉得他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能言善辩，适合当律师。

　　拙作在《当代》杂志发表后，《人民日报》、《新华文摘》等刊物相继转载，在文坛引起关注。当我告诉大冯一家出版社的编辑想出版《服装交响曲》时，他欣然为拙作题词“服装百器齐奏，改革大潮颂歌”。他的字龙飞凤舞，充满文化气息，题词的内容很对我的心思，令我爱不释手。我当时是一个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毛丫头，脑子缺根弦，既没有把他的题词拍照，也没有复印，就满腔热情地把书稿和题词交给那个编辑，结果对方不但没有为我出书，还把题词弄丢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鸡飞蛋打之际，素不相识的读者沈宝祥老师找到了我，热情地把拙作推荐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开印之际，我犯了难。我很崇拜冯骥才，特别喜欢他给我的题词，可人家那么大的腕儿辛辛苦苦给我赐墨宝，却让不负责任的编辑给丢失了，怎么好意思再张口呢？这是我的长篇报告文学处女作，每一个母亲对自己的第一个孩子都格外看重，我鼓足勇气向他说明原委，本以为毫无希望，谁知他却爽快地说：“晶岩，你放心，我马上再给你写一幅字。今后，你每出版一本书，我都会给你题词。”

　　他不仅寄来了题词，而且送给我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摄于他的书房，他的家俨然是一个民俗博物馆。不仅有众多的藏书，而且有名家字画和文物。书柜里装满了从世界各地淘回来的古董。他的脚下是八双形态各异的三寸金莲，他身体微微倾斜，拿了一只红色的小鞋与自己白色的大球鞋相比对，脸上露出风趣幽默的笑容。他左手的食指指着前方，我仿佛听到他在妙语连珠地谈古论今。很快，他的题词和照片就随着拙作出笼了。我的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由冯骥才题词，第一部散文集由冰心题词，一个青年作家在刚出道时能够得到这些文学大师的提携是多么幸运啊！从那儿以后，我每出版一本书，都会给冯骥才寄去。他写信鼓励我：“晶岩，我不断地看到你的新作，感觉就像一架飞机一飞冲天。”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感恩于他对我的帮助，总想为他做点什么。长期的伏案写作使他积劳成疾，有一年开政协会，他来电话说自己有糖尿病，开会期间经常与朋友聊天到深夜，饿得难受，想吃点炸花生米。我立刻炸好花生米，撒上细盐托正在开政协会的先生带给他，他夸奖了我的厨艺，我心里甜滋滋的。

　　大冯是一个至真至善至纯的人。2008年，我撰写长篇报告文学《五环旗下的中国》，有关人文奥运一节想请几个名人谈观点，恰逢韩美林在人民大会堂搞《天书》发布会，我和大冯应邀参加。中午吃饭时我见缝插针与大冯聊奥运，他说：“晶岩，你大胆写，你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

　　这是他对我极大的信任，可我是个一根筋的人，非常较真儿，我觉得自己编几句说是大冯的话固然很省力，但这是在糊弄读者。再说我的思想根本无法与他的深度比肩，我的语言也无法与冯式幽默媲美，于是我执拗地刨根问底，我的执著打动了他，他侃侃而谈，逻辑清晰，打开录音机一个字不落地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最后他关于人文奥运的高论就出现在拙作里，醍醐灌顶，振聋发聩。

　　卖掉百幅画卷 酬资抢救文物

　　冯骥才是一个鬼才，小说是他的强项，散文匠心独运，诗歌信手拈来，他的报告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令我这个报告文学作家为之汗颜。能够把文学和绘画同时做到极致的人在中国并不多见，但我更敬佩的是冯骥才做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如果说他弄文学和绘画主要靠天赋的话，那么他做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则更多是源于社会责任感。

　　2012年9月，我应冯骥才之邀来到北京画院观看“四驾马车——冯骥才的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与教育”展览。古人云“诗画相生”，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绘画是文学的梦，冯骥才的画是典型的现代文人画，一是追求意境，二是再现心灵。读他的画，我能品味到浓浓的诗意。我觉得他的《期待》、《树后边是太阳》、《照透生命》、《往事》、《步入金黄》等画作堪称精品，画的题目都充满诗意。无论是《树后边是太阳》里折射在雪地上的树影，还是《照透生命》中两棵粗壮的树干间映照的阳光；无论是《期待》里半开的栅栏门对光影的憧憬，还是《步入金黄》中天空朦胧的光晕；无论是《往事》里摇曳的凄凄荒草身披的霞光，还是《生命》中五彩缤纷的色彩的井喷，都是他心灵真切的外化。他已经身陷时代文化的命运中，逐渐离开自我的绘画，重新回到责任的事业中来。这一次不是文学的责任，而是文化的责任。

　　人为了看见自己的内心才画画，每幅画都有一个故事。而我最想看到那幅《老夫老妻》，一幅承载大冯夫妇几十年风雨同舟的作品，但却没有找到。后来才得知他为了保护文化遗产，卖了一百多幅画作为启动资金，带领一帮人拍照、录像、收集文物、请原住民口述历史。他还在天津估衣街当众演讲，说老街是城市的动脉，一定要保护老街。当他从法国讲学归来，看到天津的老街被拆除后，忍不住泪如泉涌。画作是画家的心血，在他卖掉的众多画卷中，就有这幅《老夫老妻》。

　　整整看了一个上午，我拍摄了很多照片。大冯问我展览怎么样？我说棒极了，如果您只拉一驾马车，保管比现在干得出色，一定是行家里手，是中国的No.1，但是这四辆马车并驾齐驱名列前茅在中国无人企及，这不仅需要才华，更需要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大冯头上有很多美丽的光环，他是著名作家、画家、民间艺术家、天津大学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博导、中国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可我从来没有把他当成官，在我眼里，他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一个才华横溢的文化学者，一个学富五车的教育家，一个充满激情的社会活动家，一个可亲可敬的朋友。他曾忧心忡忡地告诉我：从2010年至今，每天有80至100个古村落从中国的版图上消失，为此，他大声疾呼并践行：一定要保护古村落！

　　人的名字里总是包含了父母的精神向往，他叫骥才，骥是好马的意思，比喻贤能。他的名字里有两个马字，他出生在马年，天生是受累的命，他的人生就像他的名字那样跃马扬鞭，他不是四马拉一车，而是一匹马拉着四辆车在不停地奔跑——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这四件事是他的最爱，非做不可。文化的传播是心灵的传播，不是演了几部戏、唱了几首歌就叫艺术家，中国的文化大家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是社会的栋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冯骥才把书桌搬到田野上，他最大的愿望是保护好中国的文化遗产，把中国文化做精、做深、做细，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汶川大地震时，冯骥才赴灾区采访

　　我在各地奔波，在田野与山川的行走间，不断地寻找时间的缝隙，让自己的笔站在光洁而美丽的稿纸上。有一次，我忽然发觉稿纸的一排排横竖的小方格很像田畦。我的笔不也在这田野中走来走去，不也在思考、感动和叹息吗？

　　1942年生于天津，当代著名作家、文学家、艺术家、民间文艺家。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主要作品《画外话丛书 冯骥才卷》、《逆光的风景》、《摸书》、《感谢生活》、《一百个人的十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炮打双灯》、《神鞭》、《三寸金莲》等中外各种版本著作百余部，画集多部。文学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多次在国内外获奖，并先后在中国大城市以及欧、美、亚一些国家举办个人书画展，深获好评，被认做中国现代文人画之代表。

　　补白

　　冯骥才的文与画

　　老夫老妻

　　1983年，冰心和吴文藻先生金婚纪念日那天，我到冰心家祝贺。老太太新衣新裤，容光焕发，聊天时没有等我问就自动讲起她当年结婚时的情景。她说，和吴文藻度蜜月是在北京西山一个破庙里。那天，她在燕京大学讲完课，换了一件蓝旗袍，把随身用品包了一个小布包，往胳肢窝一夹就去了。到了西山，吴文藻还没来——说到这儿，她笑一笑说：“他就这么稀里糊涂。”

　　她等得时间长了，口渴了，就在不远农户那儿买了几根黄瓜，跑到井旁洗了洗，坐在高高的庙门槛儿上吃，等候新郎吴文藻。直等吴文藻姗姗来迟。他们结婚的那间房是庙后的一间破屋，门都插不牢，晚上屋里经常跑大耗子。桌子有一条腿残了，晃晃荡荡。“这就是我结婚的情景。”说到这儿，她大笑，很快活，弄不清是自嘲，还是在为自己当年的清贫与洒脱而洋洋自得。然后她话锋一转，问道：“冯骥才，你怎么结的婚？”我说：“我还不如您哪！我是‘文革’高潮时结的婚。”老太太一听，便说：“那你说说。”

　　我说，当时我和我未婚妻两家都被抄了。街道赤卫队给我一间几平方米的小屋。结婚那天我和爱人的全家去一小饭馆吃饭。我父亲关在牛棚，母亲的头发被红卫兵铰了，没能去。我把抄家剩下的几件衣服包了一小包儿，放在自行车后衣架上去饭馆，但小包路上掉了，结婚时两手空空(冰心老太太插话说，你也够糊涂的)。因为我俩都是被抄户，在饭馆里不敢声张，更不敢说什么庆祝之类的话，大家压低嗓子说：“祝贺你们！”然后不出声地碰了一下杯子。 

　　饭后，我和我爱人结婚就到那小屋去了。屋子中间安一个煤球炉子，床是用三块木板搭的，我捡了一些砖，垒个台子，把木板架在上边。还有一个小破桌；向邻居借了两个凳子，此外再没有什么了。窗子不敢挂窗帘也不敢糊纸，怕人说我们躲在屋里搞反革命名堂。进屋不多会儿，忽然外边大喇叭响起来，我们赶快关了灯。原来楼下有个红卫兵总部，知道楼上有两个狗崽子结婚，便在下边整整闹了一晚上，一个劲儿朝我们窗户打手电，电光就在我们天花板上扫来扫去。我和爱人和衣而卧，我爱人在我怀里整整哆嗦了一个晚上——“这就是我们的新婚之夜。” 

　　冰心老太太听了之后，带着微笑却严肃地说：“冯骥才，你别抱怨生活。你们这样的结婚才能永远记得。大鱼大肉的结婚都是大同小异，过后是什么也记不住的。”

　　我点头说是，并说我画过一幅记载我们那时生活情境的画，画的是大风雪的天气里，两只小鸟互相依偎，相依为命，我还题了一首诗在上边：“南山有双鸟，老林风雪时，日日常依依，天寒竟不知。”

　　这幅画在大地震时埋在废墟里，又被我努力挖掘出来。后来生活好了，偶尔想起过去的日子，还要按这意境再画一幅。我感觉作画时像是重温往事，我很少重复作画，但这幅画却画了好几幅。并重新给它起了名字，叫《老夫老妻》。

　　当然，老夫老妻的内涵还要深远悠长得多，我还写过一个短篇，题目也叫做《老夫老妻》。

　　所以我认为：绘画有时候也是一种心灵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