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人的卡佛何其苦(李成恩)

　　玛丽安明白，如果想让她与雷的婚姻生活保持正常，她就不得不在“雷的写作生活与我们的家庭之间走钢丝”。她甚至曾经向他保证，他永远不必在她与他的写作之间作出选择。6月初，为了向雷证明又一个婴儿不会妨碍他的梦想，玛丽安出去当了一名水果包装工……在挣到了足够的钱……用她的收入去文具店为雷买了父亲节的礼物：他的第一台打字机。

　　这是《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书中的一段，记录了卡佛与妻子生活的一个片断。读来让人唏嘘不已。

　　卡佛的作品传入中国大约是2008年，译林出版社引进的，这位极简主义小说之父影响了中国一批作家与诗人，《大教堂》的黄色腰封上就写过“格非、王朔、韩东、‘寻找雷蒙德·卡佛’、‘卡佛小组’……都是热爱卡佛的人”，有多少作家与文艺青年喜爱他都在情理之中。

　　单看他的小说题目就特别有趣，《当我们在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其中的悖论与对爱情的质疑充满了诗意的想象与幽默。《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又是一个反问，口语的调皮，对生活的直接描述蕴含其中。卡佛的魅力从题目开始，到小说的最后一个字，干干净净，像家门前孤独的树枝与草地。

　　评论家李敬泽这样评论他：“卡佛的极简绝不仅仅是文学的，他在表达对自身和所写世界的根本看法。……他让很多人真正感知到自己生命中确实有一种荒凉的，令人胆寒的巨大沉默”。卡佛的“巨大沉默”伴随我多年，他与中国作家不一样的语言深深地将我吸引。我们的文学并不尊重口语。口语是什么？是相对于书面语言的日常话语。从胡适的《两只蝴蝶》开始，白话文运动的启蒙近百年了，但口语的美一直在退化，好的口语小说并不多。卡佛的作品中，却是鲜活生动的口语，所写的全是社会底层人的生活，让我看到了真实的生活与真实的人物，还有极简的写法，这都是他的迷人之处。

　　一个迷人的作家，其生活却是艰辛的。村上春树评论卡佛时用了这样一句话：“苦难与失望的前半生。”他不到20岁时就与高中时的恋人结婚生子，生活把他像一头野兽一样驱赶，他要养家糊口，失业与酗酒成了他前半生的主题。随后，妻离子散、破产、友人背弃，然而他并没有被击垮，依然坚持写作，文学始终与他的生活息息相关。卡佛这种在幻灭时对文学的坚持，是困难中的写作者的楷模，他战胜了自己，并且在作品里不忘将现实幽默一把。他把程式化的语言和不必要的修饰全部去掉，剩下的全是故事，全是坦诚。他不是酒鬼，不是失败者，他是把酒瓶踩在脚下的生活的强者，他是文学的胜利者。

　　从他的经历我相信了，什么样的人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什么样的生活会孕育出什么样的文学表达。卡佛讲过：“自己归根到底，不过是美国的一名普通百姓。正是作为美国的平民，自己才有着那些非吐不快的东西。”村上春树认为这种平民的自豪感充溢在卡佛的作品里，使他为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文学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而在美国文学的发展史中，这种平民的自豪感曾被长期漠视。美国的蓝领阶层应该感谢他的文学，文学比历史有时更加让人快乐。在他1988年去世时，《纽约时报》将他的短篇小说集《我打电话的地方》列为20世纪后期最受欢迎的图书之一。他的作品以22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泰晤士报》称他为“美国的契诃夫”。

　　一个迷人的人，罹患肺癌，50岁就离开了人世，却给我们留下了伟大的作品。

　　卡佛在他的名篇《我打电话的地方》的卷首，引用了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句话：“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为，一个人的人生只有一次，我们既不能拿它与前世对比，也无法在来世使它臻于完美。”

　　这就是卡佛。(作者为80后女作家、诗人、纪录片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