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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对抗遗忘(梁鸿)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7月29日09:12 来源:中国作家网 梁 鸿

 

 

 

  2012年10月,我和施战军老师在一次会议上碰到,当时他正在进行《梁庄在中国》(刊于《人民文学》12期,后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出梁庄记》)的终审。自然,我们谈起了它。他对我说,你有没有意识到,书中有太多死亡了?我一愣,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更没有察觉到,“死亡”竟是“梁庄”如此正常的风景和如此隐蔽的结构。

  确实,开篇有“军哥之死”、“光河之死”,第三章有“贤生的葬礼”,第七章有“金的千里运尸”,第八章有“小柱之死”、“无名死亡”,即使在结尾“梁庄的春节”一章中,也有“老党委之死”和流传在吴镇的神话故事“义士勾国臣之死”。

  死亡如此随意而密集,犹如尘埃。生命孱弱地生长,又悄无声息地逝去,悲伤、痛哭、欢乐和点滴的幸福都被黑洞一样的大地吸收。我想写出大地的感觉——整体性、混沌性和蔓生性,想写出人(不只是农民)在其中的卑微和平常。是的,和树叶飘落一样,清晨的露珠一滴滴地砸向它,把它砸回到泥泞而又柔软的土地中。梁庄,在每一个清晨醒来,又在黄昏中睡去,时间停滞,又长远行进。

  但是,如果只有大地,只有人类生命的普遍性背景,而没有社会、文明、制度,没有家、爱、离去——那塑造种种死亡的实在因素,那么,生命的存在样态,它内部的复杂性、差异性又会被遮蔽。所以,既站在大地之中,又回到文明和生活的内部,把目光拉回到大地上那移动的小黑点,“人”——如何移动,如何弯腰、躬身,如何思量眼前山一样远的道路,如何困于劳累和幸福,是《出梁庄记》最基本的任务,也是我一个小小的野心。

  回到“梁庄”。梁庄的“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仅仅几天而已,“军哥之死”已经成为“闲话”沉淀于梁庄的言语中,现实变为了历史。军哥已经成为一个被遗忘了的人。梁庄的道德、良心、情感是混沌的、残酷的,但却又有着奇怪的宽容和包容,就像那即将沦为乞丐的清立。他孤独行走在梁庄的边缘,既被遗弃,又气定神闲。如果你是启蒙主义者,你会谴责梁庄的人们;如果你是强调生存法则的自然主义者,你无从解释梁庄这样富于包容性和生长性;如果你是个人主义者,你会说他们如此不平等,只看生,不管死。我不敢做出判断,只能迷惑而犹疑地看着眼前的梁庄,我故乡的亲人们,试图勾勒出其中最细微的逻辑和枝蔓。或者,那也是我们这个生存共同体共有的逻辑和枝蔓。

  贤义又为什么成为了“算命者”?他真的懂得传统知识,理解传统文明在中国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吗?他那个支离破碎的、混搭的、荒谬的正屋墙壁,似乎彰显着他内心的混沌和芜杂。这样一个“过时了的”、“可笑的”人,他的神情居然有着某种清明和开阔。这些神情从哪里来?你很难辨认清楚。在梁庄,这样驳杂而又难以界定的生命和精神非常多。它们从来都不是清晰的,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又此又彼,既左亦右。你该怎么办?

  不只是城与乡的关系,不只是农民与市民的关系,也不只是现代与传统的关系,而是这些关系的总和构筑着梁庄的生活,并最终形成它的精神形态和物质形态。我不想把《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问题化,也特别希望读者能够体会到其中复杂的层面。它不是一个为民请命的文本,而是一种探索、发掘和寻求,它力求展示现实的复杂性和精神的多维度,而非给予一个确定性的结论。

  我看重“梁庄”里面的细枝末节,刹那的羞涩、无知无畏的坦率、瞬间的凶猛、不肯退去的羞耻、不愿释怀的“无身份感”和那眉间遥远的“开阔”。我喜欢这些“闲笔”,它们附着在梁庄荒芜的场景中,就像那夏天暴雨后的植物,以一种荒凉的方式显示出顽强的活力。我想传达这一世界的内部,它的蔓草丛生、尘土飞扬、忧伤,还有“生活的动力”。没有哪一个生命和场景完全绝望,即使被侵犯的天真而又迟钝的小黑女儿,在经历过那样的黑暗之后,她依然在成长,生命仍然在蓬勃。活下去,就是一种对抗。

  但这还不是“梁庄”的全部。《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都有“我”。有论者认为,“不是梁庄要你写这两本书,也不是梁庄人要你写,而是你要写这个梁庄。因为,你需要它。”是的,“我”需要它,“我”想找到救赎。但“救赎”这个词在这里又是多么高高在上!你必须意识到“救赎”、“忏悔”本身就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想通过“梁庄”来完成“我”的精神重建,这是“我”羞耻的根源之一。无论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梁庄的亲人,还是哪怕只是一个观察者,“我”的身份、位置和叙事姿态都是让人质疑的。

  但我还希望能够在文本中如实呈现并探究“我”的存在,因为,惟有通过“我”的眼睛,才能够更加深入地展示出“梁庄”在我们时代和历史中的存在真相,反过来,通过“梁庄”,“我”也看到了“我”自己的历史形象。“我”是谁?“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逃离、界定、视而不见、廉价的乡愁、沾沾自喜的回归、洋洋得意的时尚、大而无当的现代,等等,我们每一个身上都携带着这样的因子。

  在《出梁庄记》的后记中,我把“忧伤”和“哀痛”作为这本书的关键词。这两个词本身是恰当的,但又都是偏内向的、不那么积极的词语,无意中奠定了这本书的基调。但是,选择这两个词并非是想带出无力感,而是想表达一种历史感。

  “哀痛和忧伤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但是,如果不能把“我”放回到“故乡”及与“故乡”相关的事物中去审视,我们就不可能拥有富于洞察力的哀痛,也就不可能对抗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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