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用喜剧的眼睛看透悲剧(兴安)

　　●当年的秋菊最后找到了说法，可李雪莲就没那么幸运，她原本被逼无奈讨说法，却绕进了权力与制度的怪圈，小逻辑绕不过大逻辑……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最终倒霉的是弱者，喜剧也注定了是悲剧。无疑李雪莲在刘震云的小说中是主角，而在这个像铁一样的现实社会中，她连配角都当不了，永远是个群众。

　　一

　　电影《一九四二》赢得了很大的反响，我的朋友中，包括为冯小刚写过电影 《甲方乙方》和《天下无贼》的作家王刚，都一致地认为这是一部非常棒的电影，甚至超越了冯小刚以往所有的电影。作为原著小说的作者，也是电影唯一的编剧，刘震云自然成为大众的焦点。

　　我很早就读过原著小说 《温故一九四二》，最近还特别认真地研究了剧本，我感觉由小说改编剧本的工程非常浩大，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前者更像是一个历史文献和档案，虽为小说，但多为议论、史实和数据，而后者则完全是文学化的虚构故事，有人物、有情节、还有悬念。电影中老东家这个人物塑造得非常真实饱满，他的结局让我想起余华的小说《活着》中的福贵，不同的是福贵最终孑然一身与牛为伴，而老东家则在路边收养了一个象征着未来与希望的孤儿。剧本对细节的处理非常用心，一看便知是“刘震云式”的细节：比如花枝在被人贩子领走前与丈夫拴柱换裤子的场景；　还有在逃荒路上拴柱、花枝和星星三个人抢夺一袋饼干等。这些细节都是独一无二的，一般作家很难凭想象编造出来，而且关键是刘震云将这些细节赋予了他对人性的刻骨的观察和理解，即人性悲惨至几近崩溃的当口，人将面临怎样的尴尬、辛酸和绝望……

　　记得在中国作家与秘鲁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略萨的对话会上，刘震云有过精彩的发言，他说：“我觉得世界上真正的悲剧产生在喜剧之中，真正的喜剧产生在悲剧之中。”这句话概括了刘震云对文学和人生的基本态度，几乎贯穿于他的所有作品。他还说：“当一个民族面临的苦难太多时，他用严峻的态度来对付严峻，严峻就会变成一块铁，当他用幽默的态度来对付严峻时，严峻就会变成一块冰，掉在幽默的大海里，这块冰就融化了。”我的理解是这决不是虚伪的自欺式的乐观主义，而是饱尝苦难之后的一种人生智慧。这也恰是刘震云的作品与众不同，无法复制和模仿的重要原因。

　　然而，电影《一九四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票房，不少人感到奇怪或惋惜，如此深刻令人震撼的电影为什么不能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影院？我也反复琢磨过这个问题，这或许与我们中国人对待苦难的认知和态度有关？似乎我们从老祖宗开始就很难正视自己的历史，对自己的创伤和苦痛不是逃避就是搁置，甚至故意遮盖。人们宁可为 《人在囧途之泰囧》这样的娱乐片笑得喘不上气，也不愿舔舐自己的伤口，反思我们的集体的创伤性记忆。正如作者为写这部小说回老家调查时的慨叹：当我回到河南时，我发现所有河南人都忘了有这么一个历史的悲剧存在。

　　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往往善于选择性地记忆过去的美好的事物，而且往往这些美好的记忆多半是经过筛选甚至美化的产物，中国人尤其如此。我们对外敌带给我们的伤害铭心刻骨，而对自己酿成的天灾人祸却讳莫如深，以至于有意无意地宽恕和遗忘，缺乏自我的反省、谴责和批判，更缺少对受害者的同情心。德国心理分析学家加布丽埃·施瓦布在《文学、权力与主体》一书中说：“人类总是让暴力(灾难)历史沉默。”她引用了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的一句话：“人们埋葬掉自己的罪恶，使之沉默；人们埋葬掉自己的人性，使之哑然无声。”这便是我们害怕面对历史的一个真实写照。刘震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一个曾经饿死过几万人的延津县的后人，勇敢地站出来，让这段悲剧历史重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警醒我们，也藐视着我们。

　　二

　　《我不是潘金莲》是刘震云最新的一部小说，无论读者和评论界怎么评价，我依然认为它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小说，甚至比他获茅盾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读着更过瘾。有关打官司的小说和电影不少了，最有名的应该是刘恒编剧的 《秋菊打官司》。《我不是潘金莲》让我想起了这部电影，但是它比《秋菊打官司》更绝，秋菊已经够执著的了，而《我不是潘金莲》 中的李雪莲打官司几乎到了强迫症的程度，她将告状的过程变成了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但正是因为这样，才让我觉得可爱，让人同情。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李雪莲被丈夫欺骗，被亲戚朋友开涮，又被各级地方领导打压，但她始终有一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逻辑和精神，“走投无路却又勇往直前”(评论家摩罗语)。正如她最爱说的一句话：“事儿不是这个事儿，理儿不是这个理儿。”当年的秋菊最后找到了说法，可李雪莲就没那么幸运，她原本被逼无奈讨说法，却绕进了权力与制度的怪圈，小逻辑绕不过大逻辑，二十年的时间，她一次次告状，每次又不得不转换被告人，当她自认为希望将至的时候，最初的被告人死了，告状的链条断了，她和她的官司也成了没有缘由没有指向的笑话，这正应了前面我引述的刘震云的话：悲剧产生在喜剧之中，喜剧产生在悲剧之中。李雪莲的遭遇肯定是个悲剧，但是作者用喜剧的形式表现它便有了“黑色幽默”的效果，结局是以喜剧收场，但是我们能用传统的喜剧概念来解读这个故事吗？所以，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最终倒霉的是弱者，喜剧也注定了是悲剧。无疑李雪莲在刘震云的小说中是主角，而在这个像铁一样的现实社会中，她连配角都当不了，永远是个群众。

　　屈指算来，认识刘震云已经二十多年，给我的印象，他是个外表憨厚谦虚，内心狡黠自信非常的人。他待人客气，脸上常带着微笑，而其内心之所想别人却很难猜透，所以若想了解他的内心，就只能借助他的小说，从中探究他对人性的剖析和对人，包括我们每个人的揣摩。刘震云对自己笔下人物的苛刻是出了名的，无论好人坏人都不留丝毫的情面。从他早年的获奖短篇《塔铺》到被誉为“新写实主义小说”经典的《一地鸡毛》《单位》，再到《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莫不如是。我以为目前国内笔触最犀利的几个作家是莫言、刘恒、阎连科、王刚和刘震云，他们对于人性阴暗面的认识和揭示，深入骨髓、力透纸背。而刘震云与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又多了层幽默和本能的喜剧性。这是我对刘震云的评价。

　　三

　　上世纪90年代，我和刘震云接触比较多，我在《北京文学》杂志的时候组织作家笔会，和他一起爬过泰山。到了新世纪我们彼此的见面就很少了，也许是文学相对80年代和90年代沉寂了，也许是我自觉地疏离了一段时间文学圈，但我却一直关注着他，看了他演的电影，《甲方乙方》 中他扮演的那个隔着20米长的桌子与公主共进晚餐的情痴，还有他编剧的电影《手机》以及他自编自导的电影《我叫刘跃进》。2011年开始，我们见面的机会又突然多了起来，一次是在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我恰好坐在他的前一排，当时海岩来晚了，我俩一起帮海岩在大会的示意图上寻找他的座位；　另一次是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他与周大新、柳建伟等几位茅盾文学奖获奖者作为嘉宾，却只能和我这个参会者一起被拦在会场外，在烈日的烘烤下等候领导的先行参观。我记得他说了一句不客气的话，让在场的人都竖起了大拇指；　碰巧的是当晚我们在798艺术区中韩作家朗诵会上又见面了。为这频繁的见面，我打趣道，看来刘老师真的越来越有名了，中国文坛离不开刘老师了。此时的刘震云却又摆出了客气谦虚的表情，我只好赶紧转移话题，因为我知道无论是客气、谦虚，还是幽默和挖苦人，我笃定不是他的对手。

　　然而有一件事我对他一直耿耿于怀差不多20年，我收集了国内大多数作家的签名和题字的书，却一直没有得到他的书。多年前就传说他在这方面非常吝啬，极少送书给朋友，一次一个朋友带着自己买的书去请他签名，他竟然毫不客气地将书留下了，还美其名曰：我手头一本样书都没了，可否送我作纪念？后来，我在一家旧书店看到了一个曾经很著名的作家给朋友的赠书被特价处理，我终于理解了他的用心。书应该送给真正爱书的人，而不是那些只把书作为炫耀而不读半字的家伙。而一本好书就是作家的一个灵魂，它渴望归处，拒绝流浪和冷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