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尴尬”(李杜)

　　李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名字显狂，人倒平实。上过若干年学，读过若干本书，写过若干诗文并结集出版过若干个小册子。推崇“五柳”先生，有口头禅一句，曰：无所谓。

　　余秋雨先生又出书了，套装5册，总称《余秋雨书系》，包括《何谓文化》《中国文脉》《山河之书》《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五部书，有四部是以前见过读过的，唯有《何谓文化》一书未曾见过，是以格外留意了一下。出版商——长江文艺社——和书商对此书评价甚高，云：“《何谓文化》是继《文化苦旅》之后，余秋雨20年来对迷失的中国文明的心灵叩问。文化究竟是什么？作者在深邃的观察之后，用亲身经历和鲜活的感受来解读这一最根本的问题。分别从学理、生命、大地和古典四个层面来解析作为一个文化大国，从精英界到公众心理，到底缺失了什么……”

　　我相信商家所言，尽管难免有些夸张 (如：“针对社会心理的浮躁，用罕见的直言不讳的批评，揭示了各阶层对文化本源的迷失，响亮提出文化重建的要义在于回到真善美。可谓发聋振聩”云云)，但总体不会相去甚远，这没什么好感慨的，我感慨的是：二十多年了，余先生作为“行者”“苦旅”文化，把“文脉”，书“山河”，又是长“叹”，又是“叩问”，又是“直言不讳的批评”，又是“振聋发聩”地倡议，而我们的文化，为什么在“各阶层”(或曰“从精英界到公众心理”)仍一直处于“迷失”？

　　这肯定是尴尬之事。但尴尬的是余先生吗？我想，作为文化名人，他势必会有些尴尬的；但最尴尬的绝不该是他，好像该是文化自身。

　　前些日子，读到香港学者李欧梵先生的一些文字，他说：对活在当今的一般人而言，所谓文化不过是“高等消费”的代名词，它不见得属于物质上的享受，但和买一双名牌皮鞋差不多，穿起来走在街上很体面，甚至表现一个人的生活品位和所属的社会阶层。

　　他说的是事实，或者也可以由此推论，文化的尴尬，相当大的原因，是被“消费”了，而它本身不是(或不主要是)消费品。

　　于是，李先生又说：

　　我提倡回归文化原来的意义，倒不是为了复古，更不赞成把文化视为意识形态。我觉得应该把文化的意义回归到个人日常生活的领域，它虽然免不了带有消费的功能，但绝不止于此。消费式的文化是不能积累和持久的，它瞬间即逝，而我心目中的文化恰好相反，是逐渐吸收，和积少成多的，但更需要消化(它和消费只有一字之差)。如何吸收和消化，则需要个人的努力。

　　于是乎，我只能感慨现在进行“努力”的“个人”太少了，包括我自己。我们另可去“消费”具有“文化意味”的品牌(一如李先生所说的“名牌皮鞋”)，但对记载或阐释“文化”的书籍却越来越敬而远之……

　　无论如何吧，余秋雨先生又出书了，套装5册，黑色的封面，有些沉重。我想，不一定要买一套(因为其中四册已有)，就买一本《何谓文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