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我的新书《帝制的终结》(杨天石)

　　演讲人：杨天石

　　简介：

　　杨天石先生是我国著名近现代史研究专家，学术成果斐然。他出生于1936年，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他的代表作《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

　　编者按：

　　杨天石先生著作《帝制的终结》近日由岳麓书社再版。该书将辛亥革命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尝试将皇权专制主义关进法制的牢笼的革命意志以及辛亥革命先行者的革命勇气、创造精神和献身精神。作者相信，该书可以使人们了解那些先行者的“梦”，了解他们为“圆梦”而奋斗的英勇实践，并激励后人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事业而奋发向前。本刊发表此文，对杨先生这一学术观点予以介绍。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我开始研究辛亥革命，走进这一研究领域，要追溯到1958年，当时我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还在读书阶段，参加编写《近代诗选》。选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这段时期中国诗人写的诗歌，我主要负责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这一段。

　　从那时起，我先后参加写作《中华民国史》的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后来参加写作《中国通史》第12卷，大约前后有50多年的时间在研究辛亥革命。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就想把自己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心得做一个总结，就动手写作《帝制的终结》。

　　当时出版社希望尽快使本书与读者见面，可是应了中国的那句古话叫“欲速则不达”，在排印过程中脱漏了若干段落，中间为了快速出书，还换了印刷厂，所以，尽管我交稿的时间不算太晚，可是到最后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已经是2011年8月了。出版以后发现有若干脱漏，我当时感到非常的遗憾。今年，出版社方面决定再版，有机会把原来脱漏的一些段落加以补充，我增写了一些段落，这就有了大家今天见到的新版本。

　　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是：有一点新材料。

　　辛亥革命是多年来中国历史学界共同研究、耕耘，成果很丰富的研究领域，已经出版过各种各样的辛亥革命史著作。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利用了我多年来在国内外找到的一部分新的资料。例如，日本的外务省档案、台湾国民党党史馆档案等。这些材料是以前许多历史学家没有见过，没有使用过的。第二个特点是，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和领导力量方面有一些新的看法。

　　比如，大家知道，多年来我们一直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几乎众口一声，大陆的有关著作都是这样一个基调。我这本书认为，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时的力量很小，发展不足，他们对于革命没有兴趣。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有兴趣的是立宪运动，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前提下求得部分改革。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主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中国产生的新型的知识阶层。我认为中国进入近代以后，产生了一个新的知识阶层，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从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来说，不再是中国传统的孔孟儒家学说，而是包括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包括了法国的思想家卢梭等人的学说，甚至于还包括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这就是说，他们除了传统的儒家思想以外，已经具有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近代社会科学知识，从知识结构上，他们和中国传统的文人已经大不一样了。同时，这批人从社会身份来说，他们还没有进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也就是说，他们还是学生，是国外、特别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是中国当时正在日益发展的新式学堂的学生。他们还没有职业，在做学生的时候就成了职业革命家。这样一些人，你把他们定成是资产阶级，好像没有任何道理，因为他们本身没有产业，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都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称这批人是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向往民主共和，以“平民”自居，为“平民”说话，是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者。

　　辛亥革命的“不同之处”

　　我认为，辛亥革命和西方通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一样。一是在于他们要推翻的对象是清朝贵族，所以具有种族革命的意义。二是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救亡。大家知道，清朝末年，中国受到列强侵略，当时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要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这一点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也不一样。三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被革命的对象是贵族、国王、封建主，辛亥革命的时候，在西方世界，工人运动已经发展到要打倒资本主义社会，打倒资产阶级的阶段，中国知识分子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希望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孙中山没有用社会主义这个词，他用的是民生主义这个词。

　　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曾经主动跑到在比利时的第二国际，当时第二国际的总部设在比利时。孙中山向第二国际总部表示：一、我要参加第二国际；二、我所成立的党要参加第二国际。孙中山表示，我们要吸收西方文明，同时又要避免西方文明的弊病，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新社会。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孙中山又主动给第二国际写信，希望第二国际派更多专家到中国来，帮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写这封信的时候是1915年，当时俄国革命还没胜利，两年后才发生十月革命。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革命党人已经期望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一个没有贫富悬殊的新社会。

　　当时的革命党人在日本东京办了一个刊物《民报》，《民报》的发刊词是孙中山写的，他说，你别看西方国家现在很富强，但是问题很多，它的贫富差距很大，西方国家工人在那里闹罢工，无政府党、共产党不断发展，我们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国家，不能走西方老路，我们要建立新社会，让西方国家要大吃一惊。可见，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党人并没有想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贫富悬殊差距的新的国家，是西方人从来没有建立过的国家。所以，从这些方面考虑，我觉得中国的辛亥革命和西方通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曾碰到一位朋友，他是广东的著名近代史专家，有一次开会，他告诉我有关机构要请他写一本书《孙中山传》，怎么写？要求他按照传统观点写，将孙中山定位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我该怎样写？是按照传统观点写，还是按照我自己的观点写？我想，我的观点是按照历史事实得出来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还原历史。所以，在我的《帝制的终结》这本书里，大家会注意到，我对孙山中有一个定位，孙中山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这一点是我的书和其他的辛亥革命史著作一个最大的不同。为什么这样讲？我有自己的理论根据。当年列宁对俄国革命有一个分析，列宁说俄国的革命经过三个阶段。一是贵族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例如十二月党人，列宁把他们称之为贵族知识分子；第二代，列宁称之为平民知识分子，具体代表人物一个是别林斯基，一个是杜勃罗留波夫，还有一个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三个人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当年我们念大学的时候，他们三个人的著作我们都是作为经典著作在读的。特别是其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称之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列宁说，第三代才是无产阶级。我想，既然列宁承认在俄国革命历史上有一段时期的领导者是平民知识分子，我觉得辛亥革命时候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这批知识分子，他们可以称之为平民知识分子，所以，我称孙中山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辛亥革命时期有没有资产阶级代言人呢？有。我认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代言人是康有为、梁启超。康有为、梁启超到了日本以后和孙中山这一派有个辩论。孙中山这一派主张光搞民主革命不够，光搞政治革命不够，还要搞社会革命，解决社会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梁启超他们不同意，梁启超认为，当时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为了抵抗外国的经济侵略，中国要有大资本家，要有大的托拉斯集团。所以，我觉得在辛亥革命时期，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要求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等人，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则是主张替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也就是平民考虑，他们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这是我这本书跟其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著作的不同之处。

　　写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点惴惴不安，因为这种看法和传统观点不大一样，很担心这本书在出版过程中会无法通过审查。结果很幸运，这本书顺利出版了，出版以后让我特别高兴的一点是我其中的序言，就是现在大家能够看到的这本书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基本上把我对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对于辛亥革命的特点和领导力量的分析都写出来了。后来我发现这篇序言被收录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的一本书里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机构，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是研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机构。他们出版了一本论文集，题目叫《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前沿报告》第11号，将我这本书的序言收录进去了。我非常高兴。

　　《帝制的终结》的意义

　　除了我刚才讲到这本书有一些新的观点和新的资料之外，还要请大家注意其中对于皇权专制主义和对于封建主义的批判，以及革命家们对民主共和思想的阐述。辛亥革命的对象是皇权专制主义，是封建专制主义。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特别留心发掘当时的革命家、当时的思想家对于封建主义和皇权专制主义的批判，这是一个重点。

　　这本书着重写了当年的思想家、当年的革命家对于民主共和理想的追求。

　　比如说辛亥革命的时候，上海有一本革命刊物《复报》，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章，其中写道：“所谓立宪者何？立法也。立宪国者何？法治国也。法治国者何？以所立之法，为一国最高之主权之机关。一国之事，皆归法律以范围之，一国之人皆归法律以统治之。无所谓贵，无所谓贱，无所谓尊，无所谓卑，无所谓君，无所谓臣，皆栖息于法之下。”这是说，未来的国家应该是一个法治国家，国家的最高权力体现于法律，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按照法律来规范，任何一个人都要服从法律的统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没有高贵的人，没有低贱的人，也没有皇帝，也没有所谓臣民。我想这是一百多年以前当时革命党的理想，在今天看来恐怕也仍然是我们的理想，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我的这本书对辛亥革命时期一代革命党人的理想有比较充分的阐述。在再版前言中，我讲了当年革命先行者的三个梦：第一个梦是振兴中华之梦，这是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时提出的口号，创立兴中会，就是为了振兴中华。

　　第二个梦是民主共和之梦，孙中山等设想，人民真正成为国家主人，人民充分享有各种自由和权利，中国要成为世界上“头等民主大共和国”。

　　第三个梦是民生均富之梦，孙中山认为，西方国家最大的毛病就是富人很有钱，而穷人穷到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孙中山提出来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安乐国，既平安又快乐的园地。我在文章里提出，当年革命党人的这三个梦，我们今天实现了没有？我们做得怎么样了？我在序言里特别讲，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是有一点，我们大概可能会有共识，就是说我们今天距离当年的三个梦“振兴中华之梦、民主共和之梦、民主均富之梦”可能还差得比较多。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应该继续前进，继承辛亥革命先烈们的关于“中国梦”的理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另一个重点，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要继续批判封建主义、批判皇权专制主义，批判封建思想的残余。比如有一位历史学家，就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原来的副所长、思想家黎澍先生就曾经说过，我们多年来注意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忘记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中国的封建社会绵延两千多年，封建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所以，黎澍提出要加强对封建思想的批判。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题名《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同志讲，我们国家有几个问题，有几个毛病，什么毛病呢？第一个是权力过分集中，第二个是一言堂、家长制，第三个特点是特权现象。邓小平同志特别批评特权现象，他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特权，给群众造成很大灾难。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做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做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邓小平同志最终将这些问题的原因都归结为封建思想的残余，我觉得黎澍先生的观点和邓小平同志的观点都提出了在中国进行改革，当然要批判资本主义，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是千万不能忘记反对封建主义，反对专制主义，反对皇权专制主义的残余。

　　我在我这本书的结语里提了八个字，叫做“帝制终结，专制难除”。皇权专制主义终结了，但是专制难除，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专制主义要根除它是很困难的，要重视，下大力气，做大功夫。

　　我想我的这本书，也许在这方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点思想上的参考材料，对于我们进一步实现“中国梦”、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可能会有一点用处。